他在青年时期，曾广泛地学习中国古典著作和英文书籍，但无有关读书笔记方面的资料。在立志研究教育学前后，他一定读过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的著作。在这里试就其有关儿童观的形成做两点探索。
一个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认为“训蒙”即儿童教育的问题。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中卷《训蒙大意示教刘伯颂等》）
封建社会束缚妇女的旧习俗有“缠足”。中国的家长被固定的观点缠住了头脑。如果说“缠足”是强加给妇女肉体性束缚的话，那么缠住了家长们头脑的“缠头”是压抑儿童的精神性束缚。他三番五次地不停强调：家长们，教师们要解放孩子们的“缠头”之布，信赖孩子们的能力和创造性。
在旧教育中，“学校的重心是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在其他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现在，我们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次变革，这是一种革命。”
主张这一观点的是他的老师杜威。下面所熟知的话也是杜威说的“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革命。这里，儿童变成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的措施便围绕他们而组织起来。”（《学校与社会》）
前面已经介绍过曾经是第一代“小先生”现在生活在上海、北京的两个活动家，回忆从陶行知那里得到熏陶。陶行知认为：值得尊敬和服从的应该是真理，而不是老师。如果十三四岁的少年发言有道理的话，那么“你就是‘小博士’”，我向你脱帽致敬。在旧习俗浓厚的中国社会，陶行知的实践，有着强烈的“视孩子为太阳”的志向。
（二）孩子的生活和就学实情
解放前，旧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屡遭天灾人祸，不断受饥饿的袭击，缺粮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时，父母们也有“易子而食”的时候，正因为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所以用自己的孩子换他人的孩子来吃。制约生活的是支撑父系家长制的纵向人际关系。妻子一味地服从丈夫，孩子是父亲和家庭的从属物。揭露这种“礼教”世界黑暗的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年），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痛切呼吁。
富裕家庭的子弟则有家庭教师，从小处在过度保护之下，为了家庭的福运，早早地娶妻结婚。因此早熟是一种美德。大多数孩子们完全不能去学校读书，而成为农业劳动力。在近代城市发生的革命，总是成为其中重要课题的是“女工”“童工”问题。
“中国是一个依靠儿童劳动的国家。我访问了从南方的广州到上海、北京等许多城市，随处可见那种小手工业作坊，令人惊奇的是，无论哪个店，哪个工厂，都是些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在劳动。”
这是30年代初，美国的新闻记者林蒙·威尔兹初次考察中国时的印象。
鲁迅在发表《狂人日记》之后，兴之所至地考察儿童问题。他提出：第一，家长们必须理解：对孩子来说，应该有孩子的独特世界。第二，应该帮助和指导他们的成长。第三，应该解放他们。他举出1933年上海书店出售的图书画册书籍的情况：画中描绘的是孩子，要么就是那种过分调皮的“顽童”，否则就是那种驼背、像死人一样没有表情的那种“好孩子”。“要是能看看别国儿童的画就好了。英国的沉着；德国的豪放；俄国的厚重；法国的潇洒；日本的聪明。所有像中国那样不健康的模样一点也没有。顽冥、愚钝足以让所有人没落和灭亡。少年的精神状态，不可改变地要成为将来社会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谈恋爱、谈小家庭、谈自主、谈享乐，可是为儿女而关心家庭教育问题、学校教育问题、社会改革问题的人却不多……”（《上海的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