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社的成员王洞若写了《由生活教育到国难教育的理论联系》（生活书店1937年4月版《生活教育论集》）一文，回答庶谦的批判。他说：“陶行知先生过去的生活教育理论，也许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先生这一两年已经踏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庶谦先生把‘生活即教育’同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这两个命题完全不同。‘生活即教育’是杜威理论的发展，和对杜威理论不足的克服。”生活教育负有特定的历史性任务，亦即必须实行正确的国难教育。
“庶谦先生反对狭隘的经验论，强调人类在生活斗争中积累起来的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可惜的是他忘记了目前社会性实践的主导意义。我想：‘在行动上取得解决国难真知识’这一句话一定不会有什么错。”
王洞若在文章的最后，呼吁读者们读读发表在《生活教育》杂志上的满力涛的连载论文，参与讨论。
④山海工学团成立于1932年10月。翌年组建了生活教育社，机关杂志创刊于1934年2月。在工学团经营的过程中，围绕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反复进行了讨论。这一讨论的记录发表在《生活教育》1934年5月16日，10月1日等几期上。署名为“满力涛”的论文，集中了生活教育社内部的讨论，目的在于克服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在弱点。
连载于《生活教育》1935年11月1日号至12月16日号（第2卷17期至20期），主题涉及《文化·教育的本质》《教授和学习》《教育和生活》《教学法》等方面，在这些论文中提出或展开的论点，作者在《生活教育的科学化》（1936年8月16号、第3卷12期）中进行了终结性的概括。
首先介绍《教育与生活》的主要观点，论文由五个方面构成：①教育和生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②由教育与生活的分离到今天的生活教育；③教育与劳动的矛盾统一；④教育和时代任务的统一；⑤教育和前卫阶级的统一。
“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打破了学校和教室的框框。认为社会即学校、宇宙即课堂，不仅完全把杜威的理论倒过来了，而且克服了杜威理论的弱点。但是，先生为了将教育与生活统一起来，又陷入了在客观上否教育特定任务的错误中。现在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教育与生活的一般脱离，而在于教育与生活中最基础的部分——劳动生活的脱离。生活中最上层的文化生活和劳动生活之间的矛盾统一，正是要解决的课题。德国加登尔和科尔逊修塔娜的‘劳作教育’，在特权阶级学校中，要安排若干‘劳动’时间是无法实现的。要达到文化生活和劳动生活统一的唯一之道，在于教育与劳动大众的统一。
教育正处在一定的前卫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教育与劳动大众的统一，正是承担了教育顺应时代的历史性任务的要求。”
《生活教育的科学化》在指出中国大众要求的教育，正是陶行知提倡的生活教育这一问题的特点和弱点之后，指出：陶行知虽然“正确地提出了生活教育问题，但并没有指出如何实现生活教育的途径。”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带有空想性。作者在结论部分这样写道：
①目前的学校教育处于不可救药的状态。②只有通过实践的生活教育，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③但是陶先生的“生活教育”是空想性的。因此，作者主张以下两个方面：
中国教育的出路在生活教育。
生活教育的出路在于计划和统制。
四、儿童的发现和教育普及运动
（一）怎样看孩子？
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中，对孩子的尊重和解放的实践，是其显著的特征，确信孩子的内在可能性，触发这种潜能，并将其导入行动中。30年代前半期，他在山海工学团实践和指导的“小先生”运动，很快涉及全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