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过程
一、从“杜威的学生”开始
（一）对陶行知而言的杜威
陶行知到美国留学正是他23岁的秋天，即中华民国诞生第三年的1914年。热心帮助到国外留学的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只为他募集到了数量有限的旅行费用。但是，还必须准备留学用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出发前的几个月里，他为此四处奔走，到处化缘借钱。
稍早他出国的胡适是依靠庚子赔款、衣食住行和学习费用均不用自己操心的官费留学生。当时，自费留学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就陶行知而言，在1917年回国前的三年中，一直是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挣钱度过的。1915年秋，他从伊利诺伊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直接从师于杜威，大约有一年半时间。关于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况，他自己所记的日记、记录等等中，没留下只言片语。在他去世后，由他的朋友、学生编的《年谱》中，几乎毫无例外地作了这类记述：“这一期间，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大为欣赏陶行知的学问和才能，并对他鼓励有加。”他回国后的活动以及“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与接受和克服杜威的理论密切相关的。单从这种意义上讲，回溯作为留学生的陶行知与杜威的会面将是很有意义的。
1916年，杜威在心理学、哲学领域的持续研究中，出版了教育学的主要论著《民主主义与教育》（自序·1915年8月）。年仅二十四五岁的青年陶行知与杜威接触时期，杜威正处在一个教育者的成熟阶段。不容置疑，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自1923年，陶行知辞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的职务以来，致力于教育运动，再也没有返回学府的讲坛。1933年，他创立和主办了“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创办机关杂志《生活教育》），旗帜鲜明地领导生活教育运动。如果从他的教育思想形成的侧面来看，可以说是陶行知对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进行斗争的过程。尽管他平时在书房或研究室不断地探索着这些问题，但是，连将它整理、概括的时间都没有。即便是在发表的短文里有所谈及，然而，也不是系统的阐述杜威的理论。在自己的实践中，对杜威的学说、理论加以检验和印证的理论性著述从未留下过。
一方面，他对民主的发源地美国一直充满着热爱，对他的导师杜威自始至终怀着深深的敬意。1945年秋天，他从重庆写给杜威的信中，自称为“受业弟子”陶行知。
看上去精力充沛、身体健壮的杜威与显得有点害羞的白面书生陶行知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站在画布前拍摄的照片，至今还有一张放在南京晓庄“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里展览，但是，上面没有记载“留学时期”的年月日。
（二）民国初年的学校状况
中国的教育界至清朝末期的学制改革以来（1904—1905年），经过日本不断地传入西欧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在公立学校中，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被广泛地运用。
在进入民国的几年时间里，“从日本”传过来的思潮逐渐被“从美国”传来的思潮替代。这是因为：在高等教育中，教会学校的比重已经增大，在此基础上，政界、官界以及文教领域中，从美国回来的留学人士正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当时，专门的教育杂志相继创办。另外，报纸也设置了“教育新思潮”等专栏，用来介绍欧美的新教育情况。在1917年至1918年左右，学校教学中进行教案学习法，而到了1921年，道尔顿实验教学法（美国女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实施的一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法）开始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