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从晓庄师范的开办、发展直到关闭以及到后来创办“山海工学团”过程当中的一些诗作，还较详细地阐述了“山海工学团”与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的友好交流、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情况，该书最后部分还附有较详细的陶行知的生平年谱。通过这些，该书得以清晰地向读者展现陶先生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另外，该书还用一些历史史料，介绍陶先生在他的革命和教育实践中，善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辩证法则，总结和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为中国所用的教育思想。
在《陶行知是属于世界的》中，斋藤秋男指出，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他从两方面对这个理论做了阐述。首先，陶行知的伟大人格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不仅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各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说，陶行知始终置个人名利地位于不顾，一心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他为大众办教育，为大众写文章、写诗歌，为大众争民主、争自由，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该这样生活，应该走这样一条道路。其次，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世界人民的宝贵遗产。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是鲁迅“救救孩子”呼声的勇敢实践者。他在教育实践中推行“小先生制”，要求解放儿童的思想，发挥儿童的才智，让儿童做社会的小主人。陶行知提倡儿童解放，是为了达到大众解放，达到民族解放，最后达到世界人民的解放。他心中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全世界。所以他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人民的。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一文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进行了集中阐述，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与接受和批判杜威的理论密切相关的。斋藤先生认为陶行知接受杜威的理论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没有完全照搬。在回国以后的实践中，陶行知感到老师的理论有缺陷，完全照搬老师的理论是行不通的，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对老师的理论进行改造。这也就是斋藤所说的陶行知对杜威理论的克服，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合国情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这是陶行知向民族土壤的回归，也体现了陶行知先生的中国性、平民性。这个理论比较客观地辩证说明了陶行知与杜威理论之间的关系，比较科学地阐明了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根基。所以在教育理论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陶行知年谱”考》中，通过概述陶行知为中华民族解放、实现民主而苦战奋斗的经历，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过程。
可以看出，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思路新颖，见解独特，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以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第一，对陶行知从“改良主义者”转变成“革命民主主义者”这一发展过程的分析。包括按照蒋管区与解放区之间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管区与解放区的分裂和对立等各个历史阶段的时间推移，分析陶行知与师生和朋友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二，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从晓庄师范时代到他晚年的大约20年间的发展和停滞，及其对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影响；第三，描述陶行知作为“大众诗人”的一面。）为主攻方向，以“民族土壤的回归”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把他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的格斗过程”来把握，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起来的，而是以“民族土壤”这种中国性质的东西为媒介相连起来的。令人钦佩的是，他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始终以重建战后日本新教育为旨归，这就对从大正时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停留在全面地接受杜威理论还是完全否定它的程度上，并没有在日本的“民族土壤”里克服杜威理论的日本教育界，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现实上看，斋藤秋男的陶行知研究，都是颇有意义的，代表着这一时期日本陶行知研究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