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学校》创刊的前一年，牧泽辞去了“儿童之村”小学的教职，教中国留学生学日语、当家庭教师并写点文章。他在给《生活学校》《教育》杂志投稿之后，又为《训导生活》杂志昭和15年（1940年）2月撰写了“中国的生活教育运动”一文，介绍了陶行知的工学团运动。
另外，《青年教师》杂志昭和14年（1939年）5月号还刊载了一个叫赵如珩的人所写的题为“中国的新教育工作”的“特别投稿”。同一页上，载有牧泽在帝国旅馆访问赵如珩的会谈记录。据说这个赵如珩是南京“和平”政府教育部长赵正平的侄儿。
牧泽：“我对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的运动了解不多，陶先生的教育方法是做适当的方法吗？”
赵：“依我之见，陶先生的教育是很好的教育。但用这种教育学说来培训指导者，并不是真正的师范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法，的确是我国的一种独特的教育学说。但多少有些走极端。”
牧泽：“……对于文化的民众组织来说，可以采用陶先生的‘小先生’运动方式吗？”
赵：“当然是可以参考的，但需要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
牧泽伊平于昭和20年夏，还没有等到“八一五”就病死了。
战后，户冢廉在回顾了当年叶维奏等人访问“儿童之村”小学和池袋与上海之间进行交流的情况后，说：“不管怎样，通过深为关心中国民间教育运动的牧泽君和我，陶行知的影响在《生活学校》杂志上反映出来，这是非常有趣的。”[11]
战争期间，与户冢、牧泽一道从事民间教育运动的同事中，还有一个名叫国分一太郎的人。战后，国分在为斋藤秋男的《新中国教师之父陶行知》所写的书评中说：
“我对陶先生的认识，是根据儿童之村小学已故的牧泽伊平先生在《生活学校》昭和10年（1935）2月号所撰写的介绍文章。在此前一年，陶先生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泛太平洋教育会议，牧泽君通过留学生了解陶先生，开始介绍其教育理论和实践，主要是为推进识字运动而采取的‘小先生制’。在缺少文化的农村，由孩子对大人进行启蒙，此事经我认真考虑之后，终于明白了其道理所在。所以，昭和14年我去广东时，专门去市内的旧书店寻找陶先生及其弟子们的著作。即便我去广东的农村学校时，也到处物色有关陶先生的资料。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了，有了，感到非常高兴。于是，我在著作《战地的孩子》（昭和15年）中写入了‘小先生’的事情。在《教室》杂志（原名《教育·国语教育》）上也介绍了陶先生。从陶先生领导建立的中国儿童文化协会编的《今日之儿童》一书中，我摘录了中国儿童文化的体裁分类状况，并在昭和15年发现的，西村书店出版的《儿童文化》上作了报导。就这样，我对陶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共鸣。他在内地早就在思考我们感到棘手的问题，并付诸于实践，这使我十分惊叹。我想今后应该把陶先生的事业更详细地介绍给日本教育界。……”[12]
国分在上文中提及泛太平洋教育会议的情况，陶行知自1931年流亡回国后，直至1936年夏，没有出过国。
国分在1939作为陆军“报道班”的成员被派往中国广东。上面书评中所提及的从当时所在地对陶行知活动的介绍，已发表于下列书中：《中国的孩子——以其为主体的文化生活基础》（1941年2月），《中国旧秩序下的儿童文化性格》（《新儿童文化》第2册，有光堂，1944年5月）。
四、战时日本新闻界对陶行知的看法
以牧泽在《生活学校》《教育》等杂志上的介绍为契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开始为日本教师所了解。另一方面，战时日本新闻界也把陶行知视为“抗日人民战线的领袖”。
下面介绍当时杂志上的两篇有关文章。选自日本评论社1937年8月10日出版的《日本评论》杂志临时增刊号《抗日中国的解剖》特辑。
（一）“抗日中国的背景”
村田孜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