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是这样推想的：1930年4月晓庄被封闭（→上海租界）→出国→1931年9月以前回国（上海租界）。如推定陶是在这一年前后的一定时间内停留于日本的话，当时正是日本无产阶级教育运动的展开时期。新兴教育研究所于1930年8月创立，机关杂志《新兴教育》于9月创刊，“教育劳动者组合”也开始了组织活动。
当时“新教”“新劳”的活动家是否与“流亡”者陶行知有过直接或间接地接触，或另外得到什么有关人士的帮助，尚需进一步的调查。
陶行知在图书馆见到并“觉得非常奇怪”的《天皇与普罗列塔里亚特》一书，系里见岸雄所著，昭和5年出版。陶的英文水准是一流的，但若没有他人的帮助，很难想像他能读懂这本日文原版书籍。
二、《生活学校》《教育》杂志对陶行知的介绍
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学校（1924年，即大正十三年创立）的同志们1934年（昭和9年）起，开展了维护教师的文化运动，并着手进行创办杂志的准备工作。
户冢廉同志回忆说，该年4月10日，几位自称为陶行知的弟子的中国留学生访问了学校。一个名叫叶维奏的留学生向学校的同志们谈了陶行知在上海一带指导教育运动的情况。户冢廉等人“听到他们一边抵抗蒋介石的迫害，一边在文盲的中国开展识字运动，深受感动”，以此为契机，池袋与上海之间开始了书信、资料交换。
“儿童之村”小学有一位名叫牧泽伊平的教员，是户冢廉静冈师范时代的前辈。牧泽于昭和九年辞去了教员一职，参与杂志创刊的准备工作，因而与户冢廉等人一起听取了留学生的谈话。《生活学校》杂志于1935年（昭和10年）1月发行了创刊号（“儿童之村”生活教育研究会编辑，野村芳兵卫、户冢廉为编辑部成员）。在创刊号上，牧泽用“岸本辰三”的笔名撰写了《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一文，向日本的教师介绍了陶行知及其“小先生”运动，这是最早的一篇文章。以后，牧泽又给《教育》杂志6月号寄去陶行知演讲稿的日译文，对陶行知的教育运动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以下便是两文的内容：
（一）“中华民国的新教育”
（《生活学校》昭和10年1月号）
陶行知系北京大学教授，曾在中国南方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但是，政府当局对它进行了残酷迫害，乃至强行关闭，这是8年前的事。当时中国立志于普及教育的人们，听到这一消息，没有不说“可惜”这一词的。
晓庄师范是什么？确切地说，就是拥有校舍的一个教育场所，这就是学校。因此，无论其教育管理的组织如何，如果失去作为中心的校舍，其管理中心也就必然会动摇。于是，陶氏随后发明了没有校舍，教师有充分自由，而教育不会间断的学校，这就是“工学团”。这种被称为“工学团”的教育组织的活动目前正以上海为中心蓬勃发展起来。
在国家教育经费极少，国民没有时间和经费去上学的中国，陶行知氏发明的这种“工学团”教育组织，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那么，这种“工学团”是什么样的教育组织呢？下面，让我根据工学团发行的机关刊物《生活教育》的画报来介绍一下其具体情况。
小先生的工作
小先生就是年幼的老师的意思。小孩子们在工学团团员的帮助下，在田野的隅角，寺院的屋檐下，路旁的游玩处学习。学会了一个字，就成为那个字的老师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把那一个字去教不识该字的小朋友。这样，小孩子就成为了小先生，所以小先生是应该培养的。今天识一个字的小先生，明天就会进步为识两个字的更好的小先生。这好比是新生婴儿在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学会一两句话，过三四年就会说大人话，直到生活感到方便为止一样。就是说，通过生活而又为了生活去接受教育。
小先生渐渐掌握了更多文字，成为能写会道的生活者后，就不仅仅是对朋友，即使是对家里的母亲，邻居叔叔，都可以作他们堂堂的先生。
①夏家宅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