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关于陶行知流亡日本期间的记载，是多种多样的。此处，我想把陶行知在日本停留期间的有关活动和他本人的自述再明确一下。我在访问陶晓光时，他说：“我父亲在1931—1932年写的《斋夫自由谈》中，提到了他在日本停留期间的若干情况。”当时上海的日报《申报》辟有“自由谈”一栏，陶行知从日本回国后，曾给它投过稿。稍迟一个时期，鲁迅也给同一栏投过稿。鲁迅后来把这些文章编成文集《伪自由书》，陶行知则把他的文章编成文集《斋夫自由谈》。
追溯到1957年秋，我访问北京师范大学时，承蒙彭飞、毛礼锐两教授的厚意，赠给我《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讲义》和“参考资料选辑”。“选辑”中有关陶行知的资料部分，收录了《斋夫自由谈》的几篇短文。其中并无提及陶行知停留日本期间情况的文章。当时，我还没有机会读到《斋夫自由谈》的全书。
《斋夫自由谈》（复印件）后由陶晓光赠送与我（1981年12月于北京）。这是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的评论栏连续发表的有关时局随想的短文所汇集而成的。“目录”的开头有“自民国二十年九月起至二十一年一月底”的注记。注记显示这些文章写作和刊载的时间大致在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末。
在这本文集所收的短文中，关于笔者在停留日本期间活动的文章有3篇：《胡适捉鬼》（甲）、《如是我见》（乙）、《五毛钱的总司令》（丙），均系短小精悍之作。以下是3篇文章有关内容的摘录：
“适之（胡适的字）近撰时论，多不中肯要。去年他在《新月》上发表一文：《我们走那条路》。里面陈说中国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对于帝国主义之侵略，竟武断地将它一笔勾销。梁漱溟曾写了一封信驳他。东京的几位朋友对于他这种见解也深致不满。……”（甲）
“到日本去的人总想知道一些关于天皇的事。我也有这种好奇心。我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日本人对于天皇的态度是怎样？比从前有什么不同？
我在东京的大桥图书馆里看见一本书，书名为《天皇与普罗列塔里亚特》，觉得非常奇怪。……今年一月十六日我上桃山谒明治陵。我在山上的时候，日本人陆续来谒陵的也有十五人，内中有农人、老太太、小孩子、在乡军人和一个工人。我站在那儿留心看他们的举止，个个人来的时候都恭恭敬敬地跪在陵前祈祷，小孩子也跟着父母们照样地干。唯独那位工人站在那儿不拜，望了一忽儿，就一个人下山了。”（乙）
“日本，东京一处有图书馆27所。规模大的有两所：一为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一为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这个图书馆（东京大学图书馆——引者注）不许校外阅览。我得到洛氏基金会蓝安生介绍信，可以设法进去看书，但因回国期迫，没有受用。……”（丙）
前引戴伯韬从陶处所听他停留日本期间的感想，其内容要点与（乙）文是符合的。明治以来，日本极力“富国强兵”。为什么日本会成功地建设近代国家呢？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认为其关键在于日本国民崇拜天皇，以天皇为中心，举国一政。事实并非如此。陶行知根据自己在桃山陵的亲眼所见，强调指出其关键在“科学的发达”。
在（乙）文里，陶行知写有“今年1月16日我上桃山谒明治陵……。”如果把它和目录的注记相参照来判断的话，陶在1931年1月中旬停留于日本。此外，（丙）文所言“回国期迫”，有欠严密，但大致上可说陶是从1931年1月下旬以后到1931年9月以前回国，开始向《申报》的评论栏投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