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育学会编辑部
一九四二、三、十”
像陶行知在重庆生活教育社召开的“十二周年纪念”会上所讲的那样，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在各地成立分社，进行活动。在解放区，新教育学会成立前后，组建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
延安分社于1943年3月15日，与边区政府教育厅、新教育学会共同召开了“延安各界生活教育运动十六周年纪念集会”。另外在1944年3月24日，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徐特立成为发起人，召开了“边区国民教育座谈会”，这天还因此成了“生活教育运动纪念日”。
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这两个集会的讨论是相同的，确认了以下论点。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的理想追求，总是从浓厚的实际精神出发的。解放区的教育，必须学习陶先生的实际精神。同时，为了实现先生的理想，还必须有民主的环境。正是解放区具备了这种条件。但是，解放区教育的现状如何呢？在这里还有深刻的缺陷，这就是生活与教育的脱离。我们解放区的教师，必须学习陶行知的实际精神。要从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保障为人民大众而实施的教育的普及和提高。”
“整风运动”是为了端正党员的作风，使党的领导慢慢地立足于现实（“实事求是”），确立根据群众要求办事的作风（“大众路线”）。在这个学习运动过程中，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尤其是其“从实际出发，与实际结合”的思想和实践，承担了触动和启发作用。
延安新教育学会编的《行知教育论文选集》，相继由胶东新华书店1946年8月，冀东新华书店1949年5月出版。另外，晋察冀边区发行的杂志《教育阵地》在报道陶行知突然去世的消息时，称“为哀悼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决定编辑发行《行知教育论文选粹》（第7卷第2期，1946年8月16日号，编辑后记），但我没见过出版的《选粹》。
第三章 陶行知与日本
一、陶行知流亡日本
（国民党政府）封闭晓庄师范学校，下达对陶行知校长的逮捕令。陶校长逃难潜入上海租界。不久，陶行知进入了“流亡日本”的时期。关于陶行知流亡日本的情况，至今在他出国和回国的年月等问题上，尚有许多不明之处。
晓庄的学生，与陶行知晚年接触较多的戴伯韬先生，曾就陶行知流亡日本前后的情况，有过以下记述：
“大约是1930年的秋天，陶氏悄然离沪，东渡日本。……大约是1931年的春天，陶氏从东瀛归来，隐蔽在北四川路，我们仍只能夜晚约在小饭店里会面。……我们问他在日本时，可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曾到日本人最尊敬的明治天皇墓区瞻仰过，我在那里逗留良久，想察看一下日本人民对天皇的态度。那些军人，或士绅贵族之类，一走到明治墓前就顶礼膜拜。我看到不少乡下人和工人也去玩，但他们只立在那儿咕噜着什么，就走开了。因此，我认为日本劳动人民亦不崇拜天皇，日本之所以强，强在他的科学发达。……”
晓庄师范“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里展出的一张照片，反面写有“1930年从日本回国后照的保片”字样。如据此而言，那么陶行知就是1930年回国，并且应该在秋冬之际，但从照片上的衣着来看，却是夏季的服装，这里就有探讨的余地了。
我从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会”一个成员那里听到如下有关情况（1981年12月于晓庄师范）：
“晓庄的指导员中有一个叫朱葆初的人，是设计装修的专家。他的家住在苏州，隔一段时间到晓庄去。他曾说过：‘30年春，陶先生突然到了苏州，在我家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和陶先生一起去上海。陶先生在市内一家书店化了装后即乘上轮船，我则返回苏州’”。
这里所说的“市内一家书店”可能就是内山书店。陶行知在创办山海工学团时，曾在文中提到他在内山书店买书。但在内山完造的著作里，有关陶行知的情况却一点没有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