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在苏州期间，常靠出入当铺才勉强维持了半个月的自学生活。在苏州的情况仅知这一点。他的窘况一传到杭州，“崇一学堂”的校长[18]爱惜行知的才学，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经英国人校长的介绍，行知进入了南京金陵大学。这所学校是在早先教会经办的汇文、宏育两书院合并之后的基础上筹办起来的综合大学。1910年该大学以开设文学系、农学系而正式开张，行知作为文学系的第一期的学生，在这所教会学校就读。
关于金陵大学时期的陶行知，史料告诉我们：他耽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倾倒于“知行合一”说，又受推翻清王朝革命**的影响，因而他在学校读书时就成了一个积极的活动家。1910年，血气方刚的青年们被“爱国”热忱所鼓动，他带领同学们组织演讲会，创刊了名为《金陵光》的期刊，为掀起校内外的革命风潮而努力工作。尽管如此，他的英文、数学仍旧是出类拔萃。在校期间，他目睹了中华民国的成立。于民国2年（1913年）毕业。后来成为他的好友，比他年长的教育民主活动家、当时任江苏省政府教育局长的黄炎培，参加了金陵大学第一期学生的毕业典礼，并授予毕业证书。行知在毕业生中名列榜首。
黄炎培在得知行知突然去世后，写了《哭陶行知先生》一诗，悼诗以“秀绝金陵第一声”开的头。
行知从踏入崇一学堂到金陵大学读书期间，正是列强借口义和团事件入侵北京之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急剧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体制，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这一时期也是废科举制度和代之以兴办洋式学堂的改革时期。禁锢旧中国1300余年的学术、教育体系，以及束缚知识分子思维方式的科举制度均彻底完蛋了，这是1905年的事。然而其“流毒”在民国以后，还长期残存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中。行知就读于县城中学堂的时候，正是废除科举制的次年，即1906年。清朝废除科举制度的前后，公布了以日本文部省学制为范本的“学堂章程”，设置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毕业时，陶家移居南京。这年，他22岁，结婚了。
行知决心要去美国留学，靠着向友人和父辈知己借债，总算如愿以偿。1914年他辞别故国，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初入伊利诺伊大学，约半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自费留美学生多数是富家子弟。行知和用“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胡适不同，他全靠在餐厅、工厂等处卖命地打零工来挣得学费。教育学权威杜威发现了行知的天资，鼓舞他搞研究工作。行之于1917年学成回国。
行之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以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为教材的教育学，提倡教授法的改革。1919年杜威来华讲演，他担当了讲演旅行的翻译。1921年邀请孟禄访华，行知是发起人。在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口号下，欧美各种思潮风行于世，1921年到1923年和1924年中，主要以留学归国者为领导的新教育研究团体纷纷涌现。他们从现实主义出发，推崇教育技术，开始了“中国教育界的美国化”时期。其中陶行知也算得上一位引人注目的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