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汉口某书店买的《民主星期刊》上，第一次拜读陶行知的诗，大约是抗日战争结束那年的10月。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扫**报》更换了招牌，改为《和平日报》。记得国民党人在进入原抗战司令部的所在地——汉口之后，接收了日籍人主编的《大陆新报》，开始向“日侨”发行日文版的《正义日报》。从重庆飞来的国民党官员，任用通晓日语的台湾籍人作《正义日报》的总编辑，留用了从《大陆新报》下来的三名记者和两名日籍印刷工。我在洞庭湖畔脱下军装，来到汉口“日侨”集中区。一天，我去报社打听，是否还需要一名编辑人员，经过交涉，进了这家报社。国民党官员没收了我从街上买来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杂志——《民主星期刊》。作为蒋介石的忠实爪牙采取这种措施，那是自然的。
自翌年（即1940年）春开始，遣送船调度往来频繁，“日侨”集中区几乎解体后，《正义日报》停刊。6月中旬，我搭上了最后一艘遣送船，在上海逗留两三天后，于日本浦贺登陆。7月初，我回到了烈日暴晒之下的一片灰白瓦砾之城——东京。
陶行知于1946年4月由重庆去上海。同年7月下旬，正当我在自己的战败之邦恍惚度日之际，他在“惨胜”的上海遭到了“杀害”。
二、陶行知和胡适、郭沫若
（一）反对洋八股
陶行知于1891年出生在安徽省歙县。青、少年时取名文濬，字知行。1930年后，自行改名为行知。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经过义和团事件，正当世界进入20世纪时，清朝政府把维护和巩固封建体制的愿望寄托于教育的现代化。1904年至1905年的学制改革，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强制设立起新式学堂。与此同时，欧美列强的教会势力，也乘机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创办了教会学堂。
陶行知受过教会系统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1914年赴美国留学，初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拜约翰·杜威为师[15]，研究教育学。作为实用主义教育家的“优秀弟子”的陶行知，于1916年回国，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兼教务长。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他又任该校教育主任。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民主思潮，和杜威以及曾访华的保罗·孟禄[16]等人的“教育普及”说的影响，这段时期他走上了街头，致力于“平民教育”。1923年辞去大学教授之职，以后专注于乡村教育，特别注意对农民意识的改造和乡村师范学校的研究与规划，可以说他的注意力转入了民间教育运动。从1927年春到1930年春，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就是他这方面的最早事业。
正如茅盾的文章中所说，教育家陶行知的名字，自1920年至1940年在中国各阶层中最引人注目的原因，主要是他的事业——民族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后盾的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关于陶行知出生时的家庭环境和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我还不十分了解。与他同年出生的人中有郭沫若和胡适。大家知道，郭沫若基本上依据事实，可以说不漏一点琐事地写有自传小说。胡适也写下了到他出国留学的生平《四十自述》。而陶行知却忙于对付时局的变幻和投身于社会活动，终于连自传体之类的东西丝毫也未留下就去世了。
国共内战的主动权自1948年以后，就决定性地转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手里。1949年5月，上海一回到人民解放军手里，各种文学、社会科学刊物就在上海各出版社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