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教育家，而且是前进的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可以说是人民本位的教育。他的教育理论在我看来，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倘用另一方式，这句话便是：做人民的老师同时又做人民的学生。
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都是陶行知先生实验他的理论的事业。从晓庄到育才，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的实验方式有了改革，但原则上还是一贯的，可以说，因为时代在前进，使其更具彻底性。
最近他计划中的社会大学则是他想把他的理论推到实验的最高峰，几乎可以说是推到了近于‘乌托邦’。然而社会大学绝不是‘乌托邦’，它是一种以实现为基础的可能一步一步实现的理想；虽然他的整个计划看起来颇为‘罗曼蒂克’，但理论上只是上面说过的那一句平凡的话：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
看行知先生的外貌，朴质平易，其不‘漂亮’与多士气，比江浙乡下老秀才更甚，至于一般的上海的小学教师谁都比他漂亮些，洋气些。这样一个人好像和‘罗曼蒂克’一字是连不起来的，可是我总觉得他是一个‘浪漫派’，彻头彻尾的‘浪漫派’。他干的是教育，但是他底子里是一个‘诗人’。他的诗人气质非常浓厚；他不但写了许多诗，他的‘育才’和‘社会大学’也是‘诗’，可是两者都是未完成的杰作。
他讴歌创造，拥护天才，颂扬劳动，他为我们唱未来的理想之歌：用脑与用手再不分家，人人能发挥天才，人人能创造。看呀，不是‘浪漫派’，敢说这样天马行空的话么，——尤其是教育家，尤其是并非徒托空言而在实验的教育家。
初识行知先生，会觉得他是一位古板的老先生。日子久了，你就觉得这位古板的老先生骨子里是个‘顽皮的小孩子’；他日常扁起嘴巴不多发言，好像冷冰冰毫不动感情，但他一开口演讲，可真是热情澎湃。这又是他的诗人气质之流露。
有人说：正因为行知先生本质是‘浪漫派的诗人’，所以他开创的事业气魄有余而发展事业的组织能力不足。在一方面看来，容或可以成立，然而事业之不能尽如理想发展，尚有一最大的原因，即环境之恶劣。行知先生自办晓庄以来，无日不受压迫，尤以抗战后他办育才，常忙于筹划经费，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即如这次他的死，也和他的过度疲劳（为社会大学之经济奔走）有大部分的关系的。”[14]
茅盾在陶行知去世不久写的文章里，委婉地道出了使陶行知致死的原因。在献给陶行知的大量的悼文中一致指出，他的逝世与李公朴、闻一多的被害一样，是“黑手”窒息了陶行知的呼吸。尽管陶行知老早就有高血压的症状，但他的突然逝世，同李、闻二人被刺一样，是由于政治暴力的“间接”杀害。
虽然枪口已对准了第三名欲加暗杀对象，但要剥夺陶行知头脑里对各种问题的考虑，真是难上加难。几位朋友证实：当天，从7月24日直到25日，他专心致志地一再改写有关时局、人事问题的文章，还对从未整理过的14本诗稿进行了整理。这就是前面说的“整理十万字的诗稿”。
在郭沫若审编的《行知诗歌集》里，附有1947年3月10日写的“校后记”。诗集于1947年4月出版第一版，由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我看到的是1947年11月的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