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三写的文集《任务与纪念》，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写朱德、徐特立、贺龙等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以及边区英雄们的人物小品，共8篇。第二部分是纪念鲁迅的文章，9篇。第四部分是关于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文章，各2篇，悼念阿·托尔斯泰以及罗曼·罗兰的短文，各1篇。第三部分在“纪念瞿秋白同志殉难11周年”“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这2篇文章和“哀悼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的文章之间，收录了“中国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第二部分以后，都是追悼、纪念故人的文章，从统一战线时期写到抗日战争的初期。作者萧三在得知陶行知离开人世的消息后，把“大众诗人——陶行知”一文原封不动地收录在这本《人物与纪念》的文集中，以示哀悼。
（二）间接杀害
大众诗人、政治抒情诗人陶行知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从宣传抗日的海外旅行一回到战火纷飞的故国，陶行知就在重庆近郊创办了战灾孤儿救济事业——育才学校。抗战末期，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多半是反对蒋介石法西斯政治的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在新形势下，他的政治活动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担负该组织的机关杂志《民主教育》（月刊）和《民主星期刊》（周刊）的编辑工作，并在重庆市内开办劳苦市民的夜大学和社会大学。国民党封闭了社会大学后，他离开重庆到了上海，更加积极地投身于反独裁争民主的政治运动。1946年7月，国民党特务相继对他的反动派——中国民主同盟的领袖施以暴力；7月11日，社会大学的副校长李公朴，同月15日，国语学者、诗人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街头惨遭杀害，继而频传黑名单上的第三人就是陶行知。
7月16日，陶行知刚刚收到育才学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来信，便立即写了一封回信。
诸位同志：
7月13日的信刚才收到，至为感谢。……从重庆来的报告都使我兴奋。由于各位同志、同学、工友的集体合作，育才是比我在渝时办的精神好，我在此向大家致敬。
公朴去了，昨今两天有两方面的朋友向我报告不好的消息。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地结束我的生命。我深信我的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才和生活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1万个人来顶补，这死了100个就是100万人，死了1000个就是1000万个人。我们现在第一要事是感召1万位民主战士来补偿李公朴先生之不可补偿之损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追悼。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前几天，女青年会在沪江大学约我演讲《新中国之新教育》，我提出五项修养：一为博爱而学习，二为独立而学习，三为民主而学习，四为和平而学习，五为科学创造而学习。这些也希望大家共勉并指教。
我这封信是写给全体的。敬颂
康健！
陶行知
民国35年7月16号[13]
从7月24日到25日，陶行知整理了10万字的诗稿。终因睡眠太少，患脑溢血倒下去了，25日12时30分不幸逝世，享年55岁。
陶行知突然逝世的消息一传开，上海、重庆以及延安等全国各地都相继举行了追悼会。大小报纸杂志都相继登载了有关哀悼的特辑。
萧三把茅盾的《子夜》《春蚕》同鲁迅的《阿Q正传》并列为“五四”以来散文、小说的收获加以褒奖。在悼念陶行知的文章中也有茅盾的一篇。小型月刊《读书与出版》的第5期（上海生活书店1946年8月15日出版）里也开辟有小特辑一栏，题为“陶行知先生的事业与精神”，执笔者除茅盾外，还有郭沫若、冯乃超、翦伯赞等8人。其中，茅盾撰写的文章题为《我所见的陶行知先生》。文章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