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如何简明透彻的句子！在全欧华侨成立抗日救国会的大会上，陶先生便显出他的真正的‘诗人——讲坛’（‘PoetTribune’）的本领。在本报[11]招待出席大会代表的大会上，陶先生又逞其即席赋诗的天才。至于陶诗之善讽刺，例如和胡适《桂游小赞》也总不离一片救国苦心。陶诗人真可人！谁都知道陶先生是热心的大众教育家，但是我们要同时指出：陶先生是政治抒情诗人！
为限于篇幅，此地只能简单地从诗歌文艺的本身说我们推崇陶诗的原因。
中国自从盛行白话文以来，散文小说方面的成绩有《阿Q正传》《子夜》《春蚕》等杰著为代表。诗歌方面成绩也不少。但直到现在许多新诗都是没有‘成形’的。这因为从五古到七律等旧形式‘解放’以后，一般诗人绝对‘自由’，于是诗的拍、节、律……完全解体，因此至今许多新诗都是没‘章法’的所谓散文诗或‘白诗’。
为要使中国的新诗成形，不能不批评地接受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诸珍贵的民族的文学遗产，尤其不能忽视民间固有的大众的通俗的唱本、弹词、大鼓词等形式。大众诗歌要有大众的形式，然后才能将新的内容传播到大众去。本来是很明显的：诗歌之有效，在于它能唱出来，念出来使人听得懂，而且悦耳，乃能动心。陶诗在这一点是有其成绩的。我们希望中国的新诗人，有新的内容的诗人在这一方面多多努力！在如何找到适当的形式使内容得以最好地、很艺术地表现出来这一方面多多努力！”[12]
萧三在这篇评论中引用的陶诗，全是1936年的作品。文中提到的全欧各国华侨的抗日集会，是1936年9月20日在巴黎召开的。陶行知就在这年的7月中旬从香港出发，受全国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到海外旅行，出席了这次巴黎的集会。萧三这篇评论载于《救国时报》的年月，在我看过的文集《人物与纪念》上没有注明。很明显，虽然陶诗在中国新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萧三的文章，目的是呼吁把陶诗作为抗日大众斗争的武器，对陶诗风格的评价即立足于此。可以说，这是早就在共产党周围活动的萧三，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高涨之际，在革命根据地给蒋政权统治下的“大众诗人”的活动以诚恳的鼓励吧。
萧三所引陶诗中提到的新文学，就是瞿秋白等人在苏联期间试验过的罗马字标记法，又称拉丁新文字，或音标新文字。从1934年到1936年，鲁迅等上海文化界的领导人支持了这一尝试。陶行知在上海街办扫盲运动时，作为扫盲的措施，也承担过新文字的实验，共产党方面，在延安建立边区政府的初期，普及新文字的运动十分火热，但是自1942年至1943年以后，根据大多数民众的意向停止了学习新文字——罗马字的方式，而推行汉字的读写——识字教育。从这点看来，估计萧三写的那篇评论，是1936年后不久的事。大众教育家陶行知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评论大众诗人陶行知，在引起人们注意的“诗人陶行知论”尚未问世之时，我已早在积极地酝酿了。
萧三的评论中言及的《思梅曲》，以及与胡适的和诗等，将在后面向读者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