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杜威先生的‘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翻半个觔斗，主张‘生活即教育’，把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就实际生活而言，理解为康健的教育，劳动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教育。我们把杜威先生的‘学校即社会’，也翻半个觔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我们的社会就是学校。‘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子里一样。‘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能任意翱翔。要是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如果把社会整体作为学校，那么教育的环境，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材料，教育的工具，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37]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创立之年，作有《村魂歌》一诗，并由著名作曲家赵元任谱曲。在有志于作教师的青年中广为传唱。
男同学，
女同学，
结了婚，
做先生。
哪儿做先生？
东村或西村。
同去改旧村，
同去造新村。
旧村魂，
新村魂，
一对夫妻一对魂。[38]
这年，国民革命军离开南方的广东挥师北上，为讨伐北方的封建军阀，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军事行动。开学典礼那天，南京城外也能听到炮声。4月，进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同外国势力对立，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却选择了与外国势力相妥协的道路。蒋介石对共产党和同情共产党的人进行了清洗与镇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革命军受到挫折的信号。
在这种形势下，当许多知识分子明哲保身时，陶行知却抛弃了大学教授的头衔，来到农民中间，视名利为粪土，和青年们同甘苦。有人看到行知的这种行为，就怀疑他的心里一定隐藏着什么别的野心。
据晓庄师范当时一个学生的回忆，大约是在1928年春，从南京城内办事回来的陶校长与学生们共进晚餐时，对学生们说：
“蔡元培理事长对我说，想不想加入国民党呢？现在国民党正在走上坡路，党内外一派生机。我是这样回答的：倘若我现在加入国民党，那谁都会认为我是‘投机’。”
南京国民党政府刚成立，蔡元培就被请出来作大学院院长[39]。时间虽不长，却担负着教育行政的指导工作。蔡元培生性是个理想主义者，因此与好不容易才开始工作的“中央政府”制定教育政策的立案谈判对手性格不合。不过，也许本来他就有邀请理想主义者陶行知一起合作的想法。
1927年，与杜威同样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领袖的著名学者克伯屈[40]，在视察苏联经西伯利亚来到中国，访问了晓庄学院。
克伯屈谈了他视察莫斯科郊外夏弗斯基主办的一所新型学校的感想。他认为夏弗斯基办的学校，与晓庄有非常相似之处。克伯屈问陶行知，你们在文字上通过消息没有？行知回答说，没有。
“夏弗斯基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
“不是。”
“他不是共产党，又怎么能在共产党政府之下办教育呢？”
“因为他是要实现一种教育的理想，所以俄政府许可他实验。”
“这一点倒又和我相合，我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办教育，而我也不是国民党党员。”[41]
（二）第一次镇压
陶行知所创立的“自办学校”，终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晓庄师范学校在1930年4月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陶校长遭通缉。
直接的原因是，在南京下关给英国资本家工厂干活的中国工人举行了反帝大罢工，晓庄的师生员工积极支持这一行动。事实上，晓庄在1929年初，因附近土匪横行，农民在不得安宁的情况下，决定组织自卫武装力量，购买了20枝毛瑟枪作防备。国民党反动派认为农民的矛头针对政府，于是南京卫戍司令部受政府之命，暗中监视晓庄，又抓住罢工这一时机，于是罗织罪名说：
“这个学校的教职员工撒反动传单，有扰乱社会秩序之嫌。”
于是强行封闭了晓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