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研究家们也对胡、陶两人进行过比较。下面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提出了直接受教于胡适的顾颉刚为议论的话题，同陶行知比较。另外还有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论述了顾颉刚在1925年“五卅”惨案之际，胡适对自己的学生的看法，从而证明胡适对惨案的立场。
“他（陶行知）把反对英、日侵略的行动作成歌谣，写出宣传作品时，胡适却写了一篇题为《爱国运动与求学》（《胡适文存》3集9卷）的评论文章。文中对他的学生说：‘你忍不住了吗？你心里不安了吗？你受不住外面的刺激了吗？你的同学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住他们的**与讥笑吗？你独坐在图书馆里觉得难为情吗？你心里不安吗？……还有歌德和费希特，他们在拿破仑入侵自己国土的时候，还在专心致志地著书。’而与胡适同是杜威的学生的陶行知，则把教育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毫不留情地超越了杜威。”[23]
另一个例子，就是在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共两党处于对抗时期，关于当时学者们的政治活动问题。有这样的评论：
“这个时期，学者的运动可以分为下列种种情况。一种是由现实要求引起的争论陷入了脱离实际的空谈；一种是学问的良心促使关心现实，并与现实相互影响，从而开始自身的变革；一种是不具有现实的想法，因此所作的政治评论脱离现实，等等。陶行知、梁漱溟是深入现实的活例，而胡适则标榜‘不偏不倚’，实则为自身打算，向当时的权势者妥协。”[24]
（三）新诗的歧路
陶行知去世后遗留下来的诗稿由郭沫若审编。这个对日本人民十分亲近的文学家、政治家郭沫若，与行知同年，也是1891年出生的。[25]郭沫若生在四川。如此看来，也许可以说同样作为呼吸20世纪中国空气的同时代人的陶行知，是宛如被夹在位居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艺术界中心的“革命知识分子”的郭沫若，和置身于反革命营垒、“士大夫”气质很浓的西欧知识分子的胡适两者中间终其一生的。
郭沫若审编的《行知诗歌集》收集的诗篇共565首。我们先从这本诗集里陶行知对胡适的应付、交往开始说起吧！
正值1919年青年们投入“五四”运动**时期，约翰·杜威访问了中国。大约待了两年的时间，在教育界、文化界留下了他大量的足迹。胡适和陶行知兼任翻译，陪同他到各地旅行讲学。陶行知辞去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职后，抛弃了学者生活，全力投身于民间教育运动。相反，胡适却以大学教授的身份登上学术讲坛，且不时发表“政治演说”。
陶行知是怎样看待胡适的呢？有这样一首诗表明了他的看法。1931年正值两人40岁时，他以《贺胡适先生四十岁》为题写道：
明于考古，
昧于知今。
捉着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流落他乡客，
围炉谈适之。
各凭不烂舌，
吹毛而求疵。
彼今四十岁，
我当进寿辞。
不遑论功罪，
献此逆耳诗。[26]
在题为中国社会落后的弊病何在的讨论中，胡适曾把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贫、弱、私、愚、乱5个“小鬼”。指责贫困、无知以及利己之心之后，对克服民族缺陷的方法发表了一通议论。他的论点是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种论调自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前后直至30年代，在许多实用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扎了根。他们对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根源乃是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点视而不见，或者根本不敢触及现实，有意回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进行“国故整理”，即对古典的实证研究和重新评价。他一方面把自己置于象牙之塔，却又经常发表政治评论。陶行知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的政治评论，始终只抓住五个“小鬼”——贫、弱、私、愚、乱，故意回避批判“大妖精”——帝国主义。
数年后，陶行知在1932年仿照胡适的诗体，明确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先请看胡适的《桂游小赞》。
看尽柳州山，
看尽桂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