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学术思想界中，理所当然的一个主要课题，是批判实用主义。同样地直接师承实用主义的“宗师”或“元凶”杜威的，一个是堕入反动阵营，客死台湾的胡适；一个是既有实用主义思想弱点，却成为共产党的“挚友”，为人民的民主教育而奋斗的陶行知。下面对这两个人从各方面进行比较。请看一下陶行知去世不久，学者们对他两人进行比较的文章。
笔者陈家康，是从战争期间开始评击蒋介石集团的知识分子团体——“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在陶行知身边活动过，他曾任中国驻阿拉伯国家的大使。下面是他在《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写的一篇文章。
“……‘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出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仔细研究起来，主张东方文化的有一条思想路线，主张西方文化的又有一条思想路线。这两条路线都不是人民的思想路线。
在这个思想运动中，有两个安徽人起了极大的作用。一个是家学渊源的绩溪的胡适，一个是家境清寒而由教会学校出身的歙县的陶行知（陶先生系歙县耶稣教堂内地会所立之崇一学校毕业）。这两个人都在美国进过学校，都受过实验主义的影响，又都在北京大学教过书。然而，到后来，这两个人的思想路线完全不同。胡适虽然脱离不了中国的士大夫气，他的思想路线，却始终是西方文化的路线。陶行知对于东方文化的渊源不及胡适那样密切；对于西方文化的研究不及胡适那样精深；就一般人所谓学术造诣而言，陶行知也不及胡适那样宏博。然而，在思想路线上，胡适不能与陶行知相比拟，胡适因袭了所谓的西方文化。陶行知却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外，开辟了一条人民文化的思想路线。”[21]
陶行知在1923年夏辞去东南大学教职后，全家从南京迁居北京。尔后，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等新教育研究团体的干部身份积极活动。他曾受聘到北京大学讲演，但史料上未有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记载。陈家康或许是记错了。
关于这两位同乡，还有这样的记载：
胡适，字适之，这是在当时中国流行进化论的浪潮中取的名。在他写的自传《四十自述》中有记载。他原名胡洪骍。有天早晨，他央求二哥替他想个字，他二哥边洗脸边说：“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的‘适’字如何？”他非常满意，决定使用“适之”二字。他二哥，字绍之；三哥，字振之。1905年胡适进上海的中学堂才第一次读到进化论，是严复根据赫胥黎《进化与伦理》翻译的《天演论》。当时的青年们颇受“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这一公式的影响。在胡适的同学中，有取名孙竞存、杨天择什么的。他说自己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潮下的“纪念品”。
据说，陶行知在晓庄师范的校长室里挂有严复的画像，但没有写下接触进化论的铭感。他虽然在南京金陵大学这所教会学校读书，却又倾向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自己取名知行。从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前后开始，他作为新教育运动的领导者，名声渐高。报纸杂志的记事里，也可以看到“陶行知主义”的评论。1930年他写下了题为《行是知之始》[22]的文章，主张并非由知到行，知行合一，而只能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自己也承认是由于学了杜威彻底的经验主义理论，从而很快地就掌握了王阳明哲学的。因而，在1932年左右废除了以前的陶知行，改名为现在的陶行知。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个把进化论当作纪念品抱着不放。一个则体现了对王阳明哲学的探索和实践。
前面所引陈家康写的胡适、陶行知的比较，怎么说也只是很肤浅的看法。收集在《陶行知先生纪念集》上的其他学者写的文章中，也有把陶行知与安徽省出身的胡适相比较的悼念、回忆文章。就他们两人的渊博学问来说，大家的看法一致；就思想范畴而言，不免有些过于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