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知老早就想脱掉“大学教授”的“华衮”。由于杜威理论的影响，“平民教育”运动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兴起。在这种形势下，1920年夏，陶行知主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第一届暑期学校，又在自己的家门口挂起了“平民读书处”的牌子，以南京的市民、工商业店员、职员为对象，开展读书写字的平民识字教育。每次他与小贩、车夫交谈，发现他们一见自己这身“教授先生”的打扮，就使对方敬而远之。于是终于有一天，他毅然决定脱掉这身“教授”服装。1922年，他组织了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同时又出任前一年（1921年）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他同晏阳初、陈鹤琴等人合作，为读、写的基础教育编写了教材——《平民千字课》。行知在任何时候始终穿着中式的粗布衣服，与穿西装着白领、系着漂亮领带的教师们形成鲜明的对照。
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国立东南大学，陶行知任教育科主任。这年他恰好30岁。1923年辞职后，除在美国文化教育基金会工作了一个短时期外，一直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专心致志地从事民间教育运动。
约翰·杜威的弟子，在美国留学的归国者，乘民主之浪潮从事“平民教育”运动的领导人，这是加于陶行知头上的一顶顶桂冠。而他自己对从少年时期到青年初期的教会学堂这段经历，总觉得心灵上受到一种压抑。他之所以希望从“大学教授”中摆脱出来，绝不是摆摆从特权身份到群众中去的姿态，而是想彻底洗刷掉自己身上的“奶油气”。他没有选择像同辈中的大多数人那样，以留学美国为资本，步入“高等华人”圈子的道路。
1923年在为平民教育运动而奔走的旅途中，给妹妹一封信里有这么一段：
“……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路上奔流回来了。”[19]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以修辞和刻板框框束缚知识分子头脑的八股文权威，也必然随之衰落。然而，洋式学堂的输入，又使与现实的民众生活无缘的舶来科学知识得势。拿行知的话说，就是“洋八股”代替了“老八股”。当时，洋八股充斥了知识界。行知在1927年写的《伪知识阶级》这篇文章中，他从脱离实际生活这点上驳斥了封建传统教育和欧化新教育。文章说：
“30年来的科学，发明在哪里？制造在哪里？科学客倒遇见不少，真正的科学家在哪里？青年的学子：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蒙童馆里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别给他们骗走了啊！
中国是有‘伪知识’阶级。构成中国之伪知识阶级有两种成分：一是老八股派，二是洋八股派。”[20]
行知在教会学堂受过中等教育，承蒙外国籍校长的帮助跨进了大学，又直接师承于实用主义哲学家，并度过留学生活而归国。他痛恨自己沾染上了近似于外国贵族的感情。他确信老八股一定会完蛋，可洋八股若不经打击，是不会灭亡的。1927年，他在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师范学校之后，一有机会就评击欧化教育，常常强**育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
（二）约翰·杜威和王阳明
总之，陶行知是在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下（没有去过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实践着教育要“适应人民的要求而又提高人民的要求”的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崭露头角，一直在蒋政权下的著名人士还有胡适。他和陶行知同是1891年出生的，原籍同是安徽省，不过胡适在绩溪。胡适比陶行知早一步去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也是约翰·杜威的弟子，可谓同出一位师长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