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是东亚之外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又一重要地区。由于陶行知抗战期间曾遍游欧美等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主张，介绍其独创的“小先生制”，特别是由于陶行知早年曾先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斯特雷耶等人，与进步主义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回国后又曾大力引进和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为20世纪20年代新教育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此，陶行知研究在欧美，尤其是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其中不乏蜚声世界的知名学者，如克伯屈、文幼章、费正清、孔斐力等人。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无疑在客观上为陶行知跻身于欧美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展示了良好前景。从内容上看，欧美的陶行知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作为陶行知生前有过深入接触的国际友人，他们在与陶行知的交往过程中深为陶的精神人格特别是其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所感动，纷纷著文以追忆的形式悼念陶行知，寄托哀思。代表人物有毕莱士、傅里曼、贤明大将军、维尔莫特、文幼章、詹生等。美国援华会总干事毕莱士曾说：“我觉得陶博士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二是早期以引介为主的陶行知研究，主要是发现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价值，扩大了陶行知的国际影响力。如著名学者费正清、克伯屈、司徒雷登、林顿、包华德等。1946年，在陶行知病逝不久，受杜威和费正清的影响，一些美国中国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也开始研究陶行知。费正清在其著作中称：“虽然晏阳初和定县一直很有名，然而，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三是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地探究陶行知思想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与杜威、王阳明等人作对比研究，如巴雷·基南、孔斐力、休伯特·布朗、苏智欣、朱宕潜、姚渝生、黄冬、鲍列夫斯卡娅、内克曼等。这是海外陶行知研究的中坚群体，这个群体中前辈的研究成果往往深刻影响着后继者，而年轻的研究者们也愈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往开来地提出新观点。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研究模式；巴雷·基南则质疑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普适性；布朗指出杜威对陶行知的影响微不足道或无法辨清；姚渝生发现前人研究的局限，重新定位拓展新的思路。这些学术发展态势赋予了陶行知研究以新的活力，源源不断，永不枯竭。四是在探讨中国近现代教育问题及其他教育家时将陶行知的介绍对比作为一项重点内容的，如艾恺、苏珊娜·佩珀、余英时、玛丽安·巴斯蒂。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类是根据文本的大致内容倾向，其中也不乏有内容与写作方式的交叉。从写作形式上看，除了以学术论文形式呈现的研究成果外，也有关于陶行知研究的博士论文及相关专著。另外，在第七卷（美加卷）部分，还首次公开了收藏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图书馆、记载了大量与陶行知、蒋梦麟、胡适、张伯苓等中国教育家密切交往史实的克伯屈日记，笔者曾于2000年12月至2001年6月在该校访问研究期间，逐日阅读了克伯屈翔实厚重富有丰富史料价值的47册日记，并在该院多位师生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将有关内容打印成册带回中国。第八卷（欧洲卷）部分由于时代和研究者的局限，在资料方面略显单薄，但编者已竭尽所能。欧美学者对陶行知的研究，尽管涉猎的范围很广，但早期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陶行知与杜威以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陶行知与王阳明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近期已开始注意将陶行知与本国教育家进行比较研究，这显示出欧美学者的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但在研究难度上，两者实在难分轩轾，各有千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也不乏从新视角去研究陶行知的研究成果。由此，我们可以预料，随着各种主客观条件的成熟，欧美陶行知研究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成果还将不断增多，陶行知研究将在欧美中国学领域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早期以引介为主的推广者，陶行知不会有如此大的海外影响力。正是他们看到了陶行知研究的价值，才影响到后来研究者以陶行知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陶行知继而研究中国教育和当今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