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在师范学院学习。据统计，从1909年第一批留学生毕业以来到1949年为止，在这里取得BA（文学士）、MA（文科硕士）、MS（理科硕士）、Ph.D.（哲学博士）等各种学位资格的毕业生有373名。在这期间，在该学院里学习的人数达1810名。在旅行调查中，笔者首先想收集的是与这些中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关的记录。到纽约后不久便开始经常不断地与教务部长林斯兰德博士（）交涉，依靠他给我们的调查合作。但是，若不是本人和他们的亲近关系，资料就难以提供。理由是保护个人情报。调查受阻，要想接触那些资料相当困难。对20名程度不同的学生的学业成绩进行详细调查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决定只对在校期间取得学位、专业、修业科目、指导教师等进行概要调查。
回国后，笔者迅速利用各种资料，抽出陶行知等从师范学院毕业的有代表性的20名留学生的姓名，于12月11日发出调查委托信。收到调查结果《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留学生在师范学院》（ChineseStudentsatTeachersCollegePre-worldWar Ⅱ）已经是翌年，即1985年10月14 日的事了。几位著名教育家被理想地列在该材料的表1中。林斯兰德部长在信中说，由于学籍簿的记载方法中途变更，要做成完全的调查表是有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调查报告的确是关于中国近代教育领导者的留学时代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的确要深深感谢林斯兰德部长及其属下的教务部有关人员的大力协助了。
表1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代表性的中国留学生的修学状态（部分）
二、有关陶行知在师范学院的资料
前节所列调查师范学院中国留学生学习状况的报告，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和留学史的资料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个案研究资料还不能说是充分的。因此，笔者决定把调查对象缩小到仅陶行知和陈鹤琴二人，与他们的后代联络，委托他们收集资料，依赖他们的合作。这是由于考虑到如前所说的林斯兰德部长所提出的条件。关于陶行知，通过斋藤秋男先生与陶的次子晓光联系；关于陈鹤琴，通过一见真理子与陈的长女秀霞女士联系。他们都愉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为了尽快地从师范学院得到他们的父亲留学时代的学业成绩的调查材料，希望给我写来委托书信。
师范学院送来给陶晓光先生和陈秀霞女士的回信的复印件已经是1985年末到1986年1月初的事情了。根据复印件，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籍期间为1915年到1917年，履修了研究生院的哲学、历史、心理学、财政学、进步主义教育的进化、教育社会学初级教程、社会学高级研究教程等科目。然而，送来的那个学籍簿是微缩胶片化了的，由于原来的记录距现在的时间太久，胶片模糊不清，甚至眼看就要消失。因此，上述内容的判断阅读已不可能了。上面的确还有陶受到当时师范学院的出色教授的指导，可以识别的仅仅有康德尔教授（）的名字。
附带说明，关于陈鹤琴的回信也大体相同，原记录已微缩胶片化，极不清楚了。记述了陈在师范学院1917—1918年在籍，1918年6月5日取得了教育社会学的文科硕士学位及“教育学教师”证书 （theDiplomainEducation“TeacherofEducation”）。指导他的是布瑞格（）、罗素（）、斯纳顿（）、阿格（Rugg）、斯垂伊尔（）、塞拉尔（）、巴格莱（）和卡内（）等教授。他专修了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中等教育的组织、比较学校制度论、宗教心理学、思考心理学、社会组织、特殊儿童的心理和指导等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