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光，这个缅甸首都的缅华民主爱国运动搞得更是轰轰烈烈。教联除了协助迅速复办原有各校外，还着重整顿缅甸最高学府——缅甸华侨中学，使这所中学成为捍卫和平的堡垒，支持民主的屏藩。此外，还配合各界民主人士，创办了缅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南洋中学和重点招收广东籍学生的新侨公学，及旅缅集美校友会为响应陈嘉庚先生爱国兴学号召而办的集美小学，还建立了两所新型的职工夜校，即仰光华侨业余公学和仰光颍川义务夜学。学联对这两所夜校的招生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南洋中学旗帜鲜明，办学方向正确，培养出不少能文能武，能够“手脑并用”的新型学生，被各界华侨誉为“模范学校”。因此，它的吸引力非常强，不论何种家庭出身的青少年，都纷纷奔向这所学校就学。有一次，这所中学在家访时，访问了一向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控制、侨众公认为最顽固、最落后，然而在华侨中是巨富的学生家长刘先生时，刘先生一见来访人员，便立刻坐了起来，并迎着访问的人说：“你们共产党的学校办得真好，我的孩子去你们那里读书后，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了。现在，他在家里很能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姐妹，和邻居的孩子相处得很和睦，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又能主动帮助家里做家务，总之，他在你们那里读书，我是很放心的，我拥护你们，你们要我帮助什么，请不要客气，尽管说出来。”
刘先生的这一席话，不正是高度地体现了华侨热爱祖国的民族感情吗？
职工夜校，是专门给那些无法“丢下饭碗”去学习的青少年而设的。在这之中，仰光华侨业余公学的建立过程比较顺利，主要是解决一个校舍及所需开办费用问题。青年学子的求知欲本来就很强的，一经发动，不多时就把准备好的百来个座位占满了。仰光颍川义务夜校在筹建中，所碰到的情况却相反，即是教师、学生的问题。因为夜校是颍川堂独资负责办理的，经费全部可向该堂实报实销，教师有固定月薪，学生不必交学费，并可免费得到课本及学习用品；校舍有座四层大楼供使用，课桌椅呢，单就现成的，堂里开会时使用的，就有二百来个的座位。但是，由于颍川堂是陈姓家族的组织，是靠封建意识形态来巩固的，因之，它要求全部师生都要是姓陈的，外姓的学生不能收，外姓的教师不能用；教学时不谈政治，一切要遵守族规。像这样的情况，显然，和陶行知教育思想所要求的人民大众教育、科学民主教育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为了适应这种环境，教联要推荐我去兼任校长，我踌躇不决。后经同志们分析，一致认为这种家族观念，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表现，主流是爱国的，问题在于今后的教育，不能有所非议。于是，我也就愉快地答应下来。
颍川义务夜校开学了，教师共五位，学生一百来人，分为三个课室上课。在开学典礼那天，理事们热情洋溢地发言，教师们表示要认真负责教好学生，学生们表示要勤奋学习。所有出席会议的人，个个精神饱满，情绪十分高涨，一扫颍川堂一向沉寂的气氛。
然而如何促使董事们放弃他们维护封建传统教育那一套做法呢？我开始思索了。我想起了陶行知先生“小先生是最有办法说服上辈进步的”的教导，开了窍地召集全体教师开会研究，取得一致认识：只有全体师生行动起来，用“争取”的办法，问题才能获得解决。会后，我即向全校学生宣布，要求学生们行动起来，共同来办好这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于是，师生们分片包干，深入到理事们的家里，向每位理事做诚恳而又认真细致的工作。就这样，在师生共同努力下，理事们取得一致见解后便作出决议：可以聘用外姓的教师，新学期开始时，外姓的学生也可以招收。
董事们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对问题想通后，爱国的热情也就更加高涨了。例如，1951年国庆节，各界正在争论要不要升挂五星红旗的问题时，颍川堂的理事长陈吉昌先生就亲自把五星红旗高高地升挂在颖川堂四层楼上空飘扬，带动了十多个社团也把五星红旗高高升起了。
可敬的“小先生”们，他们不但是善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好教师，而且是改革社会最有力的闯将！
[1] 原载福建省陶研会（编）：《陶研通讯》第2期，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