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出发点来自反对旧教育。清朝政府于1901年进行的教育“改革”，废除了科举制度，引进了外国的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但是，正如陶行知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气力，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7]。陶行知把旧时代的传统教育与所谓的“新教育”定位于“传统教育”，不断地加以批判，并且希望对之进行改造。陶行知把这种教育的缺点指责为“传统教育者为了教育而进行教育，使教育脱离了生活”，并尖锐地批判：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8]。按照陶行知的看法，受过这种教育的人是既不会思考也不会劳动的“书呆子”（只知道书本知识，什么也不会做），因此非改革不可。为了改变教育脱离生活的状况，教育必须生活化。这就是“生活即教育”。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高墙”，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就是“社会即学校”。就传授有用的知识的教育方法而言，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是以“做”为中心。学生还成为“小先生”去教别人。这就是“教学做合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是在改造旧教育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源于教育实践中的探索。生活教育理论重视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它自身也是在教育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最早认识到农民教育问题，并最早从事乡村普及教育运动的人。为了实现其理想，为了进行教育实践，他放弃了大学教授的地位和优裕生活，辞去了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职务，脱下西装，穿上布衣草鞋，来到南京郊外的农村，专心于晓庄学校的教育实践。通过在晓庄的实践他确立了独特的生活教育理论。其后二十余年间，生活教育论在适应民主革命斗争形势以及国民生活变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和推广。除了晓庄学校之外，自然科学园、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创造性的教育实践，都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践展开的过程。
生活教育论就是由“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大主张构成的。
1.“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对生活教育的定义、生活与教育的关系和作用作了如下的说明。
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9]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10]根据陶行知的观点，人类社会从最初开始便有生活教育，也就是说，生活成了教育。所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是由生活实际来决定的。陶行知主张教育、学校、书本都应该以生活为中心，并指出：“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11]陶行知反对脱离民众实际的“老八股”（科举），对此进行了批判：“中国教育所以走到山穷水尽，没得路走，是因为大家专靠文字、书本做独一无二的工具，并且把文字、书本这个工具用错了。”[12]同时，陶行知也反对“洋八股”（模仿外国的教育），指出“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