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研究陶行知的教育哲学是否有着一定的发展进程，如前所述。甚至说，其研究进程停留于介绍阶段，不会是过分刻薄的评估，只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构成安排教育课程或与李珥比较研究等领城提出一种新的研究方向，可以说颇有意义。这在2006年李燕在日本出的《陶行知的艺术教育论》（东信堂）一书可证实，同时显示出扩大其研究领域的可能性。而以日本为例，在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领域中已有一定的人员，如市川博、世良正浩、牧野笃、小林善文、新保敦子、一见真理子、木野徹哉等。相较之下，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人员少之又少。简直太不足。当然，研究人员足够是一种充分条件，不是必要条件。研究人数不足，不能证明其成果一定好或不好。如果有精英采取不同角度立场从事研究，则很有可能得出事半功倍的结果。而超越生活教育的范围，可以去研究教师教育、现场教育、乡村教育、民族教育、道德教育、创造教育、终生教育、经济教育、科学教育等领域，也许能够获得与众不同而非凡的成果。由此，针对外国研究者建议一点，在中国进行陶行知教育哲学研究中值得去参考的看法。例如，近年来，虽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研究进展显著，然不可否认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下列几点：其一，情感因素渗入了理论分析的力度；其二，在研究的某些方面，有待确立评判问题的统一标准；其三，拘泥于以学校教育理论去评判陶行知的整个教育思想和实践；其四，未能与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其五，某些领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加强和开拓。又如，通过日本人斋藤秋男《陶行知研究文献目录·草稿》与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01-516页）二书中所提日本及中国国内的研究趋向，进而提示今后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新方向，则可举下列几点：
第一，是研究人员的培养。大体说来，在韩研究中国学、中国教育的人数不足而薄弱。而其视野集中于中国教育更不必说。目前，在韩大学安排中国教育课程的与其他地区教育相比颇为少。尤其在中国教育专业中研修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少之又少。为克服这一问题，在韩社会上借以逐渐扩散的中国热，从大学到研究所连续地开中国教育有关课程，消耗脑汁，花心费力，得以培育出中国教育专家。
第二，是开拓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新方向。寻找研究韩国教育发展之路，其方法就是靠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开拓一条新道路。此研究新道路，是指在韩研究者间或海内外研究者间进行合作研究，以及开拓超越现有研究成果的领域。譬如说，通过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借此我们寻找一些韩国现在面临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者有助探求学校教育克服当前问题的方案等。
第三，是与海外研究单位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人、物两方面的交流，寻找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研究的方案。海外研究单位指专门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单位、学会，进行研究人员的交流或合作轮流举办学术研讨会。此外，劝韩籍学生留中或姊妹校间学生交流，教导培训，让他们扮演双向合作研究助力者（桥梁）的角色。
第四，是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研究有需探讨以脱离理念、超越亚洲为最高价值回溯其源而创新的问题。前者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产生的时代情况作一前提，它能否脱离时代理念，此则引起另一种不该有的争论。当然，任何一种教育哲学都难以完全脱离理念而独存。陶行知教育哲学也绝不例外。若干脆承认，则仍有问题存在。那么，其教育囚禁在理念世界中是否合适，便是一种争论问题。幸好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是从脱离理念的角度去进行研究的。而后者，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一定从其原貌完全适用于任何文化圈，这是不可能的事儿。若其不违本意，则仍是从何文化圈去从事研究要有一客观适当的诠释把握而落实的努力。
结语
本文探论的目的在于寻找在韩进行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的趋向、启发及其发展进程。为达到其目的，对在韩成文的代表性论文、著作与译著进行统计分析，并进一步举例评估相关论著内容。结果我们得知一些研究所处阶段、所需努力，分述如下：
其一，在韩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以其核心思想生活教育论为主进行着一些研究。
其二，在韩陶行知的教育哲学就像以学习者为中心构成教育课程的原理一样直接适用于教育现场为对象进行研究，就有提示开拓一新研究领域的地方。
其三，关于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比较研究，可举“关于陶行知与李珥实学教育的比较研究”一例营造了跨国性比较研究的契机。
其四，关于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的研究论著（即论文、著作与译著），可说停留于介绍的阶段。
其五，今后在韩研究陶行知教育哲学有需进一步探讨培养从事研究的年轻一辈人员，开拓一新研究方向与领域，进行人、物两方面的交流寻找在韩陶行知教育哲学的方案，以脱离理念、超越亚洲为最高价值回溯其源而创新等问题。
[1] 本文为作者2011年11月在杭州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
[2] 载于韩国圆光大学刊行报纸，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