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生活学校》杂志再刊问世。使它复活的是在战前就曾给予该刊很多赞助的、一个名叫波多野完治的教育心理学家。那时正是户冢从中国回到日本的第五个月。波多野在再刊的第1号上这样写道：
这本刊物不是创刊，是“再刊”，是“复活”，是“再建”，在过去曾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教育界里，《生活学校》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与在“生活学校事件”中当局的卑劣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我们使《生活学校》再刊，就是要让它过去的传统发扬光大；再建一个与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时代；让该刊为教育的进步多做贡献。
再刊后的《生活学校》的作者，是过去曾支持过该刊的教师们；是与强权者的暴行进行过斗争而获得解放的人们；还有意欲继承、发展先人文化遗产的年轻教师和学者。杂志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给在荒败的日本社会中生活的孩子提供品质精良的文化。新的《生活学校》虽然在1949年2月以后停刊了，但它对联结战前与战后的民主主义教育传统，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新的《生活教育》停刊的前一年，即1948年10月，随着生活教育运动向前发展的趋势，一个名为“中核·教育课程研究联盟”的庞大的研究团体诞生了。这个团体就是现在“日本生活教育联盟”（1953年改名）的前身。
战后初期，该联盟集结在日本各地学校中兴起的、要求自主的教育改革运动的力量，主张根据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和当地居民对教育的要求制定课程表。这种改革要求逐渐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该联盟在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中心策划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文部省也对战前国家统治教育的现象持批判态度，这个联盟一时在教师中名声大振，甚至称之为“民间的文部省”。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美国占领军把联盟列为“不受欢迎的团体”，加以批评。教育行政当局也开始干涉联盟的活动。日本生活教育联盟不得不联合其他的民间教育团体对当时的教育政策展开批判。不回避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而把解决问题视为学习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从1950年到1960年初的日本生活教育的特点。而这种生活教育是带有几分和政府意志相违背的“反对现实教育”的特性。1959年日本教育联盟发表了《生活教育宣言》。宣言说：“‘生活教育’拥有‘不死鸟一样的力量’，‘它将唤起、增强孩子们旺盛的生活欲望和学习欲望。’‘尊重孩子们所遇到的关于社会、自然、人类的客观现实和实际情况，提倡基于实践的教育。’”为此，在1962年制定的《日本生活教育联盟纲领》中，对此生活教育联盟做了以下规定：
生活教育，是以推动历史前进的民众的基本要求为基础的教育；是旨在挖掘、发展被埋没在现代社会体制之下的民众的人性、科学性、民族性，建设一个崭新国家的教育；是着眼于学生、学校、社会之内部诸矛盾，并力求最大可能地解决诸矛盾。我们将基于这种立场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
这个纲领直到今日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1960年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并非因经济困难而出现的孩子们不上学、不上课的现象年年增加，而且遍及日本的每个学校。另外，来自同学、朋友的“欺侮、虐待”行为日增，为此而苦恼、自杀的孩子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已成为目前日本教育中的重大问题。它使得日本教育呈现一种病态。同时它又使人认识到生活教育的重要作用。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城先生在给日本生活教育委员长丸木政臣的信中说：“生活教育没有国境”。我对这句话深感共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与日本的生活教育运动不谋而合。战后在我们的运动遇到多种困难时，我们的研究能与以斋藤秋男先生、牧野笃先生为首的，研究陶行知问题的先驱者们的研究成果相接轨，让人感到十分荣幸。陶行知的伟大业绩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进行生活教育运动所具有的国际价值。我非常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和丸木委员长来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我希望我的报告能为促进中日两国生活教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加深两国间学者的交流贡献一份力量。
（祝振媛 译）
[1] 原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