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杂志创刊号寄给中华民国新教育团体后不久，就收到工学团团长陶行知寄来的书，即该氏的新童话、童谣和《中国教育改造》。书皮上写着“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这是送给孩子们的。其他的“送给生活学校诸同志。”从童谣、童话的插图中能感受到几分彼地新教育的气势。有的地方让人忍俊不禁。如“从前世界属大人，现在世界属儿童”这幅图。
我有幸看到了由户冢先生珍藏的名为《乌鸦》的童话集。封面的里页上有陶行知的亲笔题词和签名。“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陶行知—二四、一、二一”。看后使我深受感动。
另外，从斋藤秋男先生和牧野笃氏的研究（见1993年的著作）中也得知，在中国生活教育社出版的机关杂志《生活教育》（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1日发行）中，也有关于同年1月31日“在儿童社会第二次筹备会”上，由张健主席等人提出“写一封信给日本生活学校小朋友”的建议并为此进行了讨论的记载。有关这件事，我已从在上海陶行知纪念馆购到、并带回日本的复刻版《生活教育》上得到了证实。
二、战争和生活教育的苦难
《生活学校》创刊后的第二年，1936年7月，池袋儿童村小学校被撤销了。据说是因为财政困难和学校内部教师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对立。但是其背景里却有军国主义的因素。虽然学校被撤销了，然而《生活学校》这本杂志却在户冢和其支持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出版发行，没被中断。1936年下半年，在蓬勃兴起的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强权、教育应反映真实与和平的运动中，《生活学校》成为唤醒教师良心的一盏明灯。但是由于资金困难和户冢的妻子病倒等众多不利因素，《生活学校》不得不在1938年8月号上宣布该刊为终刊号。
《生活学校》停刊一年半以后，从1940年2月开始到1941年1月，曾是《生活学校》读者的教师们陆续被逮捕、入狱，继而便发生了被称为“生活学校事件”的镇压事件。事件中牺牲者众多。光被判刑的就有116名。户冢是在1940年12月4日早晨被告发的。尽管拘留、审讯了9个月便被保释出狱，但不久又被征兵，作为日军的一员被派到了中国。
日本的国家权力部门为什么要对生活教育采取敌视态度？原因就在于生活教育的探求者们拒绝、抵制虚伪的国家思想，而力求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和平反战的立场。在当时政府镇压教师的文章里就明确写着：在战争当前的时候，生活教育是一种有害的教育思潮，必须“完全剿灭”这一思想运动。我读过户冢以及其他同志在狱中秘密写下的记录。他们描述了宪兵的审讯、严刑拷问是如何残酷。读后让人义愤填膺。就这样，许多教师被置于日寇的监督之下，一直等到1945年8月15日迎来了日本战败的这一天。一个饱受磨难的女教师这样叙述了在8月15日这一天的感受：
“我们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挣扎。终于，使我们受苦受难的天皇政权崩溃了。八月十五日，灿烂的太阳照亮了人间。”
户冢在上海迎来了8月15日这一天。他立刻脱下军装，投身组织、安排日侨居民团的工作。第二年，1946年4月29日，他乘最后一艘日本居民的航船返回到日本。恰巧在同一时期，陶行知从重庆经南京来到了上海。就这样阴差阳错，陶行知和户冢没有见面。
三、战后日本的生活教育运动
在战争中，除了遭受迫害的一部分教师和知识分子以外，大多数教师都没认清战争的本质。他们屈服于政府的高压统治，在客观上为战争提供了服务。因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战败后不久一直处于茫然若失的状态。一些有良心的教师，当听到自己的学生死于异国战场、再也不能生还的消息时，纷纷赶到死者家中和其父母一起吊唁。此时此刻，他们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