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林的这段话反映出了儿童村的教育的着眼点完全在于要让孩子们培养“自我”。关于野林自身，野林也有过论述。他说自己作为一个教师。也是在儿童村的教育实践中，渐渐地步入“实现自我”的道路。
第三个特点，即儿童村非常重视对自然与社会的学习和艺术等方面的教育。战前日本的公共教育课程以“读、写、算”为中心，科学、艺术等方面的教育显得甚是薄弱。儿童村的教师们批判了这种格式化地灌入知识的方法，越过政府规定的这些格式框框，积极致力于与学生一起共同创造文化。1930年伊始，日本各地兴起了新的教育运动，这就是被教育界称之为“生活缀方”的教育，即教师鼓励孩子们通过作文来观察自身和社会，培养孩子们科学性、创造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新式教育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大力支持。小砂丘忠义就是这众多家长中的一个。他让自己最疼爱的女儿到儿童村上学，以实际行动来支持儿童村的教育。小砂丘忠义后来被公认为是“生活缀方”教育的始祖。他在1929年创办了名为《生活缀方》的杂志。很多教师都希望广为推行“生活缀方”的教育，把学校改造成生活教育的场所，而对这些教师来说。儿童村的存在无异于乱世中的一个梁山泊。1935年，以野林芳兵卫和户冢廉为中心创办了《生活学校》。从此，儿童村的教育方法已不再是孤立地局限在一所小小的私立小学内，而是连带全国各地的教育一起开展生活教育，形成了影响颇大的推进教育改革的运动。前面提到的介绍陶行知教育运动的文章就刊登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
儿童村的教师们在编辑、发行《生活学校》杂志的同时还坚持进行使“生活教育依赖于生活、运用于生活”的实践活动。“依赖于生活”即把教育的方法和原理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该地域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使教育不再从属于当时的国家权利，而完全遵循于人民对教育的要求。“运用于生活”即批判、克服现实生活中的不合理因素，创建新生活。这些口号显示了儿童村的教育目标与原理，也表明了教师们建设民主生活的决心。这一时期的日本生活教育已不仅仅是以适用于现实生活为目标的经验主义教育，而是把变革既定的教育作为远大的目标。在《生活学校》创刊号的刊头，刊登了城户幡太郎（1893—1985年）名为《学校教育的意义》的论文。城户作为进步教育学家，在当时已初露锋芒，他在文章中强调指出，学校应该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教育改革已势在必行。他说：
“教育缺乏批判精神。这一点已直接影响到学生，致使学生同样缺少批判精神。一般来说，批判精神不足会使人变得卑屈渺小……所谓教育立国，就是要给予人们一种创造、发展新的国民文化的精神力量。”
在这一时期（1935年），日本已开始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日本的国家权力机关对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教师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户冢就是受到压制而被剥夺了公立学校职务的教师之一。日本政府强迫教师向学生灌输“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神，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的说教，对此户冢曾在《生活教育》上撰文予以批判：
“所谓国民精神，并不是在固定的概念上加入史实捏造出来的。而是祖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在建设新时代、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发挥自由的创造力、科学的判断力而产生的。”
在这个时候，户冢一定是想到了中国的陶行知。他和自己持有同样的立场在逆境中奋斗着。他把《生活学校》的创刊号寄给了中国的“山海工学团”。为此陶行知寄来了感谢信。陶行知在信中说，已将书寄赠给：“生活学校小朋友”。《生活学校》3月号有文章专门记载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