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日两国关于陶行知学术的问题的研究中，有两件已经明确的重要史实。
其一，陶行知曾在1930年秋到1931年初这段时间从上海秘密亡命日本，先后辗转、滞留于东京、京都等地。
事情发生在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华战争的前夕。虽然目前尚不清楚陶氏东渡日本取之于何种渠道，但无可置疑，他对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向十分关注。尽管陶氏在日本生活的时间很短，但他却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了国立图书馆、东京大学。在京都，陶行知仔细观察了前来明治天皇陵墓参拜的日本人的表情，敏锐地发现劳动人民对这个天皇制国家的“赤诚之情”十分淡漠。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对研究陶行知的生平、思想非常重要。
其二，上述之事经过三年半以后，1934年4月10日，一个自称是陶行知学生，名叫叶维奏（真名不详）的人同数名中国留学生一起，访问了东京池袋的一所小小的私立学校，同该校教师牧泽伊平、户冢廉等人一起座谈。在座谈会上，叶维奏介绍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教育运动。翌年，1935年1月，牧泽在由“生活教育研究会”创办的月刊《生活学校》的创刊号上以“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为题，介绍了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开展的新式教育和“小先生”运动。这是日本教师写的第一篇关于陶行知教育运动的论文。
化名为叶维奏的中国教师为什么要访问池袋的学校？欢迎他们的牧泽和户冢等日本教师为什么会如此热心倾听叶氏的介绍？这些纯属历史的偶然吗？我认为，这绝不是偶然。陶行知的思想被日本教师所了解，给牧泽、户冢等人施以重大影响这是历史的必然。牧泽虽然在1945年逝世了，但是户冢无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战后，依旧对陶行知的教育运动热情未减，由他倡导并展开的名为“日本的陶行知”的教育运动一直持续到现在。
一、儿童村和“生活学校”
叶维奏等人访问过的那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名叫“池袋儿童村小学校”。它于1924年4月建校，创立人是四名自称是“教育世纪社”的教育家（令人遗憾的是这所学校已于1936年撤销、以后再也没有恢复）。
20世纪初的前25年（1900—1925年），从表面上看，日本近代化的公共教育制度已基本形成。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日本教师自主发起的教育改革运动却开展得如火如荼。众所周知，19世纪，日本试图称霸亚洲，成为亚洲地区的军事、经济大国。为了达到这一政治目的，政府竭力要利用教育，以作为推行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这种政治与教育的矛盾在当时的教育界已十分明朗。比如，政府为了使学校教育趋于统一，拼命压制孩子们的个性和自主意识；在此同时，由于国家权力过分限制了教师的自由，起而进行批判的教师也在不断增加。这种现象逐渐演化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改革口号，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自发性已成为学校教育实践中的教育方针。1919年，陶行知的老师杜威（，1985—1952年）访问了中国。在此行中他先取道访问日本，日本的许多教师都对他的儿童中心主义思想颇感共鸣。卢梭以及裴斯泰洛齐的著作也多被翻译成日文，在教师们中间广为流传，在东京，教师们还举办提倡新教育的讲演会，为此有许多教师专程从地方赶来参加。一般认为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有两段时期教师们最富于自主精神、情绪最高昂。其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20年；其二便是二战以后的数年间。我们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烘托这两次教师运动的正是民主主义势力抬头与发展的广阔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