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中期是他音乐创作的**时期，应友人之邀，除创作多首学校校歌外，还为宣传陶行知提倡的平民教育，为陶的众多诗词谱曲。其中有《小先生歌》《手脑相长歌》《自立立人歌》等。……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之际，正碰上举行国歌齐唱仪式，与会者不想唱政府指定的《乡云歌》，而全体高唱赵元任作曲的《尽力中华歌》。……1926年3月18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在北京天安门前，制造了惨杀爱国学生的事件。惨案发生后，发表了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呜呜三月一十八日》政治性极强的作品，刘用笔名将这一满腔愤怒的诗篇发表在《语丝》（周刊）杂志上，而歌曲则公开发表在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1929年1月号杂志上。
有关以上改进社第二次年会的情况，陶在1935年发表的文章里，也有如下的记述。
中华教育改进社十年前在清华学校开年会，要教全体社员唱赵元任先生作的《尽力中华歌》，教导员是请晏阳初先生担任。这首歌是用简谱写的，临时才知道晏先生不认识简谱。恰巧小桃是方才学会这首歌，我心急生计便叫小桃把这首歌教晏先生唱了几遍，晏先生一学会，就登台引导全体会众唱起来。会众只知道教导员是晏先生，那里晓得他们的太上先生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呢？
现将日本研究者收到赵元任去世的讣告后所写的几篇悼念文章记述如下。桥本万太郎的《回忆赵元任先生》（岩波《图书》395号，1982年7月）、《吊唁赵元任先生》（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45号，1982年7月25日）、伊地智善继《我的赵元任教授》 （国立民族博物馆《民博通信》N0.19，1983年1月），如此等等都是追悼语言学家赵元任的。
在这里想记述的一点是，安徽省《行知研究》第7期（1983年1月），再次登载了陶行知所著的《所谓大众歌曲是什么？》一文，文后载有孟波（作曲家）的附记。现将附记介绍如下。
1935年7月17日，中国的无产阶级音乐先驱者聂耳同志不幸在日本逝世。正当众人处于悲痛之时，某人却在9月15日的上海《新夜报》上攻击聂耳。另一方面，在歌曲创作大众化问题上，当时音乐界意见有分歧。陶先生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而此时恰到好处地发表《所谓大众歌曲是什么》一文，高度地评价了聂耳的贡献。此文开始发表在《生活里期刊》第1卷第4期上，此后又收录在1936年出版的《大众歌声》第1集上，这对于指导当时蓬勃兴起的“救亡歌咏运动”，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83年春，我受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曾于3月30日在上海初次见到了孟波先生。孟先生以交流协会理事的身份，设晚宴以尽主人之谊，先生自然而然地以陶行知作为话题，亦当场用男中音唱了《新锄头舞歌》。由于这首歌的曲调是“南京山歌"的关系，所以听起来很像前述的晓庄学校的校歌。上海作曲家孟波先生饱含深情而富有田园风味的即席演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于1983年9月2日访问武汉市华中师范学院，见到了《陶行知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并向《全集》编委会赠送了带去的若干资料。《全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6卷。
1984年3月看到“第一卷已正式出版发行，1985年各卷将出齐”的报道（长沙3月7日发新华社电，日本《中国通信》3月2日）。陶行知的次子陶晓光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王达祥先生将《全集》第l卷带到日本，我于4月2日在东京才将《全集》第l卷收到。封底上写：
《陶行知全集》第1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责任编辑曹先捷，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据卷首“编辑说明”载，第1～3卷是论著类，第4卷是诗歌类，第5卷是书信类，第6卷是其他类。第1卷的首篇文章是陶1913年发表的《〈金陵光〉出版之宣言》；最后是l926年写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第1卷共收录158篇文章，后附有“年表（1891—1926年）”。一看目录，便知不少文章系首次收入陶的文集。看到新的内容，就想继续进行年谱补充工作。但在报告完《全集》第l卷出版的消息后，还是暂且搁笔吧。
（王学东 李宏 译）
[1] 原载《专修商学论集》第38号，1984第10月。
[2] 陶行知：《四年前的这一周》，载《新教育评论》第一卷第5期，192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