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8年到1919年，陶发表了数篇论文。前述的年谱②将1919年的事项记述如下。
3月13日撰写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为杜威来华做准备，向国人介绍杜威的教育学说。
1983年在世良正浩先生（当时在东大大学院）的协作下，该论文经过拙著的介绍，已记载入年谱。但是，有关陶在此前后发表的其他论文，如《中国教育改造》（1928年4月），因限于语言个别之处不够详细深入。拙著出版后，恰巧读到北京大学学生对陶执笔的《学生自治问题的研究》批判的文章，所以，在这里整理陶行知五四时期活动情况的同时，对学生的批判做一补充。
现在，将年谱④的要点选录如下。
1919年2月，陶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新教育》第1卷第1期），批判旧教育“依赖天工”，“沿袭旧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提倡“试验之精神”。还发表了“教学合一”（上海《时报》“新教育思想潮”专栏），并撰写出《普鲁士教育之基本改革》。5月2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应北京大学、南京高师邀请来华，陶陪同杜威在南京、上海讲演。五四运动爆发后，陶在南京组织学界联合会，并任会长。陶将南京高师全部课程中的“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提倡教育工作者应有“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献身教育事业。另外，发表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新教育》第2卷第2期），提倡从“自动主义”（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的思想出发，为培养民主共和国民，实行学生自治教育。文章中系统地论述学生自治的意义、利弊、范围等问题，还首次提出了“在水中学游泳”、在“干中学”的原理。
陶初期发表的多篇论文，在当时学术界及论坛中有何反响，年谱类文献（1927年晓庄师范开设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能够看到这种记述）一般没有涉及。现在，根据手头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影印合订本，1980年，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予以补充。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于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年，即1920年1月4日，由北京大学学生会创刊，同年5月23日发至17号就停刊。
《周刊》第6号（1920年2月8日）载有《读陶行知先生的“学生自治问题研究”》一文（署名缪金源、文末署有“九，一，十二，晨三时。”）即为民国九年（1920年）一月十二日清晨三时搁笔。在开头刊载的目录中，有三篇是论述“学生自治”问题的，即介绍杜威、蒋梦麟二人的学说要旨与陶的文章。文中分别引用了杜威和蒋的发言，对陶的论文加以批判。陶曾指出：“在实行学生自治中，必须有老师的指导。”另一方面，把学生自治比作地方自治：“地方自治权由中央下放，学生自治权由学校下放。”陶的所谓学校意味着教职员工。陶的立论是从学生的立场出发的，尽管对“学生自治”的认识不甚彻底，缪文对此表明了不满的意向。
20世纪20年代，有关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平民教育运动等
在陶的初期活动中，他自己认为最充实的时期是1921年12月有孟禄参加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以后的大约四年期间。他于1925年末，曾不无感慨地说：“四年前的这一周——自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是近年中国教育最可乐观的一个时期。”“那是实际教育调查社于调查九省教育之后，邀请各地教育界代表七十余人到京开会，讨论改进教育方案。……现在回想到那时会场上一团和气的情形，真要令人认为黄金时代了。”[2]当时，他为了指导平民教育而东奔西走，甚至连1924、1925年的春节（农历新年）也未回家。这充分表现了他在教育方面的热情，从而也成为美国留学回国者中30岁左右的朝气蓬勃的领导人物，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