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孟禄和杜威同样，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陶在学期间，孟禄是研究生院长兼研究生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并负责教育史。他对陶评价很高，并为刻苦学习的陶能获得“利文斯顿奖学金”而疏通，在学位审查上也开绿灯（对突然必须回国的陶，为了满足博士学位授予推荐的条件，通过特别委员会，设定单独考试的时间，并向学位审查委员会委员长申请）。并且，他对中国的教育很关心。以1913年为首，几度访中，进行教育调查，在教育改革上提建议，对美国的对中文化事业项目的中华教育文化董事会的活动，也是积极参与。1921年末，趁他访问中国之机，中国教育界统合各种教育机关，结成新教育研究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参照阿部洋：《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协力的历史的教训》，霞山会，1985年版。］
[6] 以后，记载为南京高师。1915年设立的南京高师，1923年7月和拥有文理、教育、农、工、商5学科的东南大学（1921年与南京高师并设）合并，（陶）负责教育学科。20年代后期，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合并附近的大学、专科学校，1928年5月，成立中央大学。现在称为南京大学。同样，陶做教员时期（1917—1923年），在中国，是新教育运动的据点。郭秉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教育行政学，受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被任命为该校的教务主任。郭为了招聘优秀人才数次到欧洲发掘人才。为数众多的留美学者占据该校的教授阵营，陶（行知）也是其中一人。另外，该校与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策划，并得到北京大学的赞同，1918年末成立中华新教育社（第二年改称为中华新教育共同社）。［参照荫山雅博：《美国留学回国者的社会活动——二十世纪初叶·江苏省的情况》。］
[7] 例如，陶教授法改革即“教学法”的提倡采用高等教育机关男女共学，南京高师、北京大学紧随其后，认可女子学生入学。
[8] 对陶（行知）赴安徽省教育厅长、四川教育厅长、武汉大学校长等就任邀请，听说（他）全拒绝了。还有国民党不止一次的入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总干事的邀请，听说也拒绝了。
[9] 陶行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致陶文》，载《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55页。
[10] 20世纪10年代后期相继成立的中华新教育共进社（1918年作为中华新教育社成立，1919年改称）、新教育杂志社（陶行知是编辑主干）、实际教育调查社的3个团体——1921年末的P.孟禄来华之机，改组、合并，结成全国性的新教育研究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同社选出范源廉、蔡元培、袁希涛、张伯苓等中国教育界的权威为理事，杜威和P.孟禄为名誉主席，以留学归国者为中心，集结了教育界的中心人物和机关，是全国规模的教育研究机关。（例如，1922年8月的第一次年会，据说有213个团体参加。）陶是管理该社各部门的总干事。该社的活动，根据“简章”所记，“目的是调查教育的实际状况，研究教育科学，努力推进教育的发展。”一是，通信各种教育的实情，并进行实地的调查；二是，结合实际情况，研究解决方法；三是，帮助个人和机关新教育的尝试和事业的创新；四是，编译与教育相关的书籍和报纸；五是，提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六是，相关教育改革事业。1927年在南京郊外创设的晓庄学校，是该社乡村教育事业的贯彻。
[11] 陶行知在1923年6月组织南京平民教育促进会，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平民教育大会上，和晏阳初一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20世纪20年代主要致力于文盲的都市平民的识字教育。另外，作为识字的教科书，陶、晏等人作成了《平民千字课》一书。20世纪20年代后期呈现停滞的状态，代表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进行应该叫作“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关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平民教育运动之全体，小林善文的《平民教育运动小史》（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五四运动的研究·第三函10同朋社1985）很详细。
[12] 在1923年夏的运动开始以后10个多月，针对12岁以上不识字者的这个识字运动，共同编辑的《平民千字课》，扩展至20省市，听说4个月时间，接受千字学习平民教育的（人）40余万。并且，1926年9月前，《平民千字课》一书卖了360万本。但是，内战的同时，教育界产生了分裂，听说老师的薪水10个月没发，状态还在延续。为此，教员们要求支付研发的工资，并要求扩大教育经费。在此做法的影响下，甚至被认为“革命军打倒军阀以后，这种运动也终于停顿了。”［参照陶行知《平民教育概论》，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59页；小林善之《中国近代教员史研究序说—一九二零年代的围绕在中国的初等教员运动—》，载《东洋史研究》第四卷第5号，东洋史研究会，1986年版］
[13] 陶行知：《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载 《陶行知全集》 第三卷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第339页。
[14] 对于陶行知迄今为止的评价，以下的论文按不同的时期，介绍对其不同的评价。这些论文是：沟口贞彦的《陶行知论争》（“东京大学教育学部纪要”161977 所收）和植田享的《陶行知研究的成果和课题》（研究noteⅡ）（《教育学论集》15 大阪教育大学教育学讲座 1986 所收）。
[15] 1979年的育才学校40周年纪念以后，1981年举办了（陶）诞辰90周年的纪念活动，与此同时各种纪念书籍被出版发行。并且，1984到1986年，《陶行知全集》全6卷被发行的同时，在1984年《陶行知一生》（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纪念陶行知》（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 同社）等回忆录，在1985年《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文集》（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被出版。
[16] 斋藤秋男：《民族解放的教育》，明治图书出版公司，1961年版，第1页。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明治图书出版公司，1983年版。
[17] 针对斋藤秋男的图式，追溯陶的初期思想，阐述其思想（生成）土壤研究重要性的研究，是牧野笃的一系列的研究。［参照牧野笃：《关于陶行知幼年时期的—行为和教养—》，载《社会教育研究年报》第7期，1988年；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金陵大学时代·王阳阳思想的解释与吸收—》，载《教育学研究》，日本教育学会，1989年6月。］
[18] 斋藤秋男：《民族解放的教育》，明治图书出版公司，1961年版，第20页。
[19] 斋藤秋男：《反动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先锋——围绕陶行知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化》，载《思想》366，1954年12月；同《评价陶行知——政治的抒情诗人的生涯》，劲草书房，1968版）。或者，真像斋藤秋男把握的，是“始终的乌托邦实验的实践”的那样吗？结果由于“理论的界限”工学团的实践“在以土地问题为象征的现实社会矛盾面前，不得不失败。”［参照小林善文：《陶行知和山海工学团》，载《亚洲的教育和社会》，1983年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