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前言里所提到了有关“对工学团的评价”的先行研究，这个实践活动在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占重要地位，这一说法迟迟得不到肯定，不得不说，是片面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评价工学团运动在陶的教育思想中所占的地位，它其实起到了“人民教育家”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将工学团运动与它之前的关联为中心展开探讨，就教育的改造和普及、重视对社会科学的认识等观点，在后期的育才学校的实践中被如何理解，如何展开，这些问题不仔细回味的话，是很难看清工学团运动在陶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上的地位的。期待下次的研究。
[1] 该文由编者及其同事于2011年11月根据作者的一个孤本翻译而成。
[2] 陶行知，原名文濬，幼名和尚。金陵大学在学期间（1910—1914年），信奉王阳明的“知行合 一”说，改名为“知行”。在1934年因为重视“行”即实践，改名为“行知”。本文所取时期是由“知行”到“行知”的时期，为了避免繁杂、混乱，将“陶行知”简易称呼为“陶”。另外，陶行知的出生年份，原来被认为是1891年，根据斋藤秋男、牧野笃的研究，有1892年说，1893年说不等。本文依据牧野氏的研究，取1892年说。另外，LeeHsiang-Po也取1892年说。［参照：斋藤秋男：《“陶行知·年谱”考》《专修商学论集》38（1984）所收；牧野笃：《关于陶行知的幼少年期——其行动和教养》，载《社会教育研究年报》7（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社会教育研究室 1988）所收；LeeHsiang-Po，Rural-masseducationmovementinChina1923—1937，TheOhioStateUniversityPh.D.1970，UniversityMicrofilmsInternational。］
[3] 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尤其是1927年的晓庄学校创设以后，与其之前的平民教育运动区别开来，作为生活教育运动被定位。而且，根据那个时期他的言论和实践特征，分类为乡村教育运动（1927—1930年）、教育普及运动（1931—1935年）、国难教育运动（1936—1937年）、战时教育运动（1937—1938年）、全面教育运动（1939—1945年）、民主教育运动（1945—1946年）。［参照陶行知：《告生活教育同志书——为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333-343页；方与严：《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8年版。］
[4] 陶于1914年留学美国之际，师从于杜威，受到极大的影响。陶原来上伊利诺伊大学，被杜威的教育论吸引，一年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听杜威讲的内容为学校和社会（副题是：伦理学与教育问题）的哲学讲义。回国后，1919年3月《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02到104页等，努力介绍杜威教育论。在杜威来华之际，和学长胡适（1891—1962）共同翻译。也因有这种关系，针对与晓庄学校被查封一起发来的陶的逮捕令，杜威和其他海外著名人士（爱因斯坦、甘地、拉瑟尔、罗曼·罗兰）共同策划，联名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抗议电，对“逮捕令”的撤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陶（行知）1936年以后作为海外抗日宣传使节（依托1936年5月发起的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访美期间，与杜威再会。并拜托杜威，为1936年11月被政府逮捕的发起救国会主要成员（七君子事件）的抗议主诉。其后，两者之间数度书信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