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陶行知的变化，人民大众所应追求的知识和技能的实际内容也迫切需要改变。也就是说，这个实际内容应该从当初的以自然科学为中心变为，引入社会科学知识，并开始逐步重视社会科学知识[286]。为什么这么说，据陶行知的观点，人民大众的“现代的问题”在于“为何要受苦受难，为何会受人欺凌被人压迫，如何才能找出一条活路”。而社会科学就是人民大众自己解开[287]这个“现代的问题”所必需的东西。为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个“现代的问题”，“现代的知识”和“现代的技能”是必须要获得的[288]。这里所说的社会科学具体是指历史和地理、政治、经济知识。原因是，前节中可以看到的，科教实践中也能看到的那样，它们是培养历史性的认识和世界性的视野知识，在正确理解国内的政治经济现状等问题上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来，陶行知有了新的认识，光靠原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是无法正确地理解和解决上述问题的。
随着日军进一步侵华，陶行知表示，“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视点看，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占有更重要的地位[289]”，将重点从有助于工业化发展的自然科学转移到了有助于解放民族的社会科学上去了。1936年发起的“国难教育[290]”中提到，应该将“现在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历史的教训紧密地结合起来[291]”。也就是说，陶行知希望通过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使人民大众认识甚至解决日本侵华和民族解放等现实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学团中，通过有关社会科学的学习，培养儿童、一般的人民大众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并且非常重视这一环节。
就这样，通过上述的工学团运动，陶行知对在现实问题的把握和解决上起关键作用的“文化”，渐渐地重视起来了。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记录、传达、发展和改革思考用的所有符号、工具和行动[292]”，学校教育把将它传授给儿童作为重要的使命。它还被当作是“革新大众思想”的武器，“看透政治经济矛盾和历史发展”的武器[293]。通过这种“文化”可以得到世界性的视野和历史性的认识，如果用这种视角来看，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采用“武力抵抗”，意图争取“民族解放”就是真理[294]。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除了能把握历史和社会的条件中所存在的现实生活之外，还是创造和发展它的“武器”。
就这样，“文化”被视为“武器”，并在陶行知接下来开展教育实践的育才学校中，被定义为“文化教育”这一重要的教育内容[295]。基本由以下三个试点构成：“①压缩和反映了人类历史上重要且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②着眼于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等的历史性发展及其在社会实践方面的意义。③重视人类进化史和中国历史。”[296]同时通过对以上3点的教育，培养每个儿童“顺应社会以及历史发展的志向”[297]。究其原因，在全面抵抗日军侵略的过程中，无论是拯救民族的生命，还是自觉反省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应发挥的作用，培养儿童和人民大众对社会科学的认识都很明显已经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综上所述，20世纪30年代时期，陶行知曾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能视为教育内容，但随着工学团运动的发展，他渐渐地注意到了来自其周围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制约。为了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他逐步认识到社会科学知识及其方法的不可或缺性。此后，在工学团时期被尤为重视的“如何培养对社会科学认识”这一课题，在接下来的育才学校期间继续受到重视，直至“文化教育”这一说法的出现。在下一节中，陶行知对如何培养人民大众的社会科学意识以及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做了独到的解说。
三、从义务教育到权利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