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1934年5月，在总团部召开了题为“怎样通过劳动保护生命维持生计”的讨论会[276]。有一位名叫戴自俺的同仁这样报告，“由于现实的社会条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生活正受到威胁”[277]。也就是说，劳动人民因为资本家的榨取、战祸匪祸、苛捐杂税，有些年轻人甚至不得不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其生命安全和生活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生产劳动也受到上述社会条件的制约，这些问题在工学团内如何解决是关键。因此，陶行知主张应该将这些制约“用团的力量解决”[278]，并强调了工学团作为社会集团的意义。它的社会集团意义在于，集团内人人团结，使之维持和不断发展壮大，从而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和生活。比如在晓庄学校时期，农民提供自己的资本和劳动力，创建和经营纺织工厂、机织工厂等[279]。所以，工学团时期也以棉花工学团、纺织工学团或合作社等生产劳动为主，创建各种工学团，采取生产手段集体所有制的组织形态。这样以团员自主管理生产劳动或合作组合的方式，免去劳动者被资本家剥削，农民也不必依靠高利贷而真正实现经济独立[280]。但是，另一方面，工学团这样的集团从当时的中国社会固有的制约中脱离出来独立存在，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1929年世界恐慌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大了对中国市场剥削和掠夺，结果导致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的民族工业和农村经济急速衰退[281]。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首先提出矛盾所在的戴自俺，向陶行知又抛出了问题，“想用集团的力量对应问题，光靠这个够吗”[282]，并希望陶行知能修正一下他的想法。对于这样的问题，陶行知做了以下的回答，“在工学团的教育内容方面，加大对社会科学[283]的重视程度，培养劳动人民对他们周围的‘社会条件’的认识，即对社会科学的认识，以此找到真正的出路”。
如上所述，生产劳动的意义在于它既是生活的基本，还能创造出新的价值。所以，陶行知十分重视这一点，他不能容忍当时所谓的“生产教育”，其只存在形式而内容却完全是以封建伦理为基础的，不断压抑政治社会意识，还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与这种教育的经营方式相反，他提出了只有在工学团内开展的教育才是人民大众需要的教育。他受同事的工作鼓舞，进一步着眼于下一节中详细描述的对社会科学的认识培养上去了。就这样，他逐步按照已知的社会条件组织一切有关工学团的想法，并逐步推进工学团运动。
二、重视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在本章节的最初所看到的那样，工学团运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不断进化过程中，以陶行知对社会的认识为前提构想并实践起来的。在此期间，为人民大众所追求的，其实就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说，只有掌握了这样的知识和技能，人民大众才有可能培养出创造、建设、生产的力量。
但是，随着工学团运动的深入，与其说是围绕该运动的环境，不如说是围绕人民大众的环境来得更贴切一些。陶行知更加感到，这场运动正遭受着来自这个社会的诸多阻挠。而后的1934年秋天，他发表言论，接下来中国将逐步实现工业化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284]。即是说，中国社会，按照这样的现状的话是很难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而会永远停留在“以极度困难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的”、“静止的农业社会”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感到，“在帝国主义的压力没有被驱除”的现状下，期待幼稚的民族工业的进程，不过是一种“过度的期待”而已[285]。他这样对社会的认识变化，只能说是对当初工学团运动的构想的修正。这样的变化背后，多少应该受一点当时的戴自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