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他对生产劳动的认识看来，当时被称作是“生产教育”的两种经营性教育，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其一，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宣传的、职业学校实行的教育方式。其二，提高生产力、由只重视利润的政府主导或者支援的“生产教育”。前者所谓的“生产”，用陶行知的观点来看是一种“消耗”[263]。在之前提到的那种学校里，学生不过是“浪费了很多道具，玩了一下”，毕业后也只会变成不会生产、只会生孩子的[264]。为区别于传统教育，陶行知称之为“改良教育”[265]。但是，在陶行知这样的生活教育学者看来，“改良教育”和传统教育一样，是无法“运用社会力量”的“无能的教育”，是“无法理解社会要求”的“盲目的教育”[266]。这样的教育总是占据主流，但如果只是有少数人获得的话，人民大众是无法获得劳动能力的，继而无法经营社会生活，无法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最后渐渐走向死亡。在陶行知看来，这只不过是为城市里的“伪知识分子们”准备的教育而已，完全不能称之为大众教育。
另一方面，后者在农村被广泛使用于民众教化的环节，其形式是识字教育、卫生教育，也可以是重视怎样提高生产力的“生产教育”[267]。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活动有30年代初以振兴逐步荒废的农村为主题的各种“乡村建设”运动[268]。30年代，国民政府才将目光转投向农村，准备复兴农村经济，颇有与当时凭借“土地革命”而声势渐渐壮大的共产党相抗衡之意。因为当时代表国民党政府的晏阳初[269]、梁漱溟[270]支持并援助的一些“乡村运动”阻挠了“土地革命”的进程。还有，国民党当时的意图在1934年春由蒋介石本人提出的“新生活运动”中充分体现了出来。其强调的“新生活”不过是“礼义廉耻”之类旧时就存在的、建立在封建伦理之上的东西[271]。也就是说，政府支持和支援的所谓“生产教育”，只是用封建伦理束缚人民大众以提高生产率而已。那么，生产劳动仅仅作为手段被利用，其成果却不是返还给农民或劳动者，而是直接被榨取了的。对于这样貌似“乡村建设”运动的“生产教育”，陶行知到底还是不能苟同。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一直被看成是“生产教育”的[272]。这样的误解[273]，对于一切以生活教育思想为中心、努力推进工学团运动的他来说，是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因此，陶行知在他的作品中也强调，他所说的生活教育是“为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教育”，是“反对榨取和压迫的教育”[274]。还有，这些都是30年代侵略和榨取越发疯狂的背景下的反帝国主义教育，因此教育人民使其能当家做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这样的社会大前提下，陶行知向世人提出，只有“工学团教育”才是“大众教育”，也就是劳苦大众应该接受的教育[275]。就这样，在与当时所谓的“生产教育”对峙过程中，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到了对生产者即人民大众进行必要教育的工学团运动上去了。
如上所述，陶行知由于当时从事教育工作的关系，重新给生活教育在中国社会中定了位。同时，通过与一起从事工学团运动的同僚们的讨论，重新把握了工学团的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