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先生制”是16岁以下的儿童把通过工学团或者在学校的学习的知识、技能白天教给低年级和学习比较慢的同学，晚上教给父母或者弟弟妹妹[252]。每个小先生负责2到3个学生，主要使用之前提过的《老少通千字课》来进行识字教育。如果学生是不能去学校的儿童或者是文盲的大人的话[253]，就去家里教学。如果说小先生是一根一根的电线的话，他们通往四面八方，通到社会的底层，肩负着改变全体社会的文化教育的共同体的使命[254]。这种下层文化的组织被称为生活教育网或者文化网[255]。工学团的社会服务活动发挥了儿童创造社会精神的价值。
这样，小先生把工学团、学校和地域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了解决“社会发生的问题和遭遇到的困难”[256]而传播知识和技能。也因为如此，小先生必须首先勤奋学习和追求真理，追求自身的成长[257]。在这个基础上，把成果教给别人的同时，对自己的学习和教育欠缺的地方进行批判。总之，小先生被期望能肩负起探寻真理，传播知识的重任。“教别人就是教自己”反映了陶先生自己的学习态度。儿童作为小先生进行教育活动的同时，也被期待对学习内容进行评论和深化。
以上确立的“小先生制”，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不到一年就在全国30个省市中发展了19个省和4个市[258]。特别是上海、安徽省和广西省发展得很积极。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附近得到了高度的评价[259]。尤其是1936年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上被介绍，得到了印度等被帝国主义支配的从贫困国家来的参加者的注意[260]。总之在贫困的中国为了扫盲而提出的“小先生制”对于其他有同样问题的贫困国家来说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小先生不只是为了扫盲的服务者。但是，政治家和官僚为了私利私欲利用小先生作为小宣传家的事情也是有的[261]。陶先生反对把小先生只看作服务者，以前对自己的小先生活动也进行过自我批判，严厉地警戒小先生成为政府政策的宣传者。
这样小先生制度是通过儿童的双手更节省更快地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普及教育。但是，轻视陶先生学习内容的意义，把服务者矮小化的事情也有发生。
以上对工学团的教育实践的四个分类进行了探讨。这四个教育实践在工学团的日常生活中有机的关联在一起。例如，在一天的生活中，教科学习的国语，算数，自然，历史等主要从八点开始的白天进行。生产劳动在午后，集体生活在每天早上的早会（晨会），同时社会服务也在下午进行[262]。
通过以上工学团的实践，陶先生的教育论有哪些特征呢？下一节将探讨生产劳动和教育的关系，对社会科学认识的重视，重视教育的权利三方面。
第三节 陶行知在工学团时期的教育理论特征
一、生产劳动和教育
根据陶行知所述，生产劳动是人民大众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也是精神活动继续创造出的新价值。在工学团，儿童们通过与知识密切相关的生产劳动，维持自己的生存和生活，同时有可能成长和发展成有主观创造性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