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产劳动实践
由上述可知，工学团是非常重视维持人民大众生活基础的生产劳动的。这是因为在中国生产劳动是维持自己生存的不可或缺的活动。即使是在以前的教科书中，也非常重视生产劳动，因为生产力具有维持自己生计的重要性，所以设立学科。
实际上，儿童在日常的午后直接参加工学团设立的工厂或者农场的生产劳动，更能积极参加家庭里的劳动。通过劳动取得的收入可以用来维持日常学习和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例如，总团部设立的木工厂、袜子工厂、藤工厂招收专门的技工，在技工的指导下，儿童很容易就能制作桌子、椅子等，制作科学和实际生活交流所需要的试验器具和简单的教具，还能生产玩具和现实生活所需要的必要的工具等。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儿童对学习蔬菜栽培和养兔、养蜂等进行实地学习[237]。
综上所述，生产劳动是为了生活的基础，创造新的精神价值的行为。在重视教育的同时，更要重视生活中的生产劳动的意义。
三、集团生活实践
工学团的集体生活是重视“自立和帮助他人独立，成长和帮助他人成长”[238]的。原来工学团是儿童自觉组织为主体或者是与人民大众构成新的共同体，以便进行社会改造。
这种特点的实践起于1935年春的“山海工学团”。总团部周边的五个儿童工学团的联合体是根据儿童自身的特点进行管理和运营[239]。会员为6岁以上16岁以下的隶属各个工学团的团员。会员大会为最高决议机关，每个学期会进行预算的审查，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审查，辞职报告的审理等。日常的管理机关执行委员会是由各个工学团推荐的2名代表组成的，互相选择出正副委员长、裁判长、书记、会计各1名和各工学团的纪律委员各1名。主要的任务有：计划一年的预算的提案，所有活动的总结，辅助团主任的招聘和以主任提议为基础的辅助员的招聘，上诉案件的处理，组织会员大会的举行和报告等。还包括根据会员间设立的规定，对违规者的除名，对不努力上进或打架者进行惩罚——罚他们在被日本侵略的中国东北地图面前反省。还设立了执行委员会以及执行委员会的罢免制度。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经济补助团、学术补助团，按照委员会的指示来帮助儿童和同学团的问题。学术补助团以陶行知为主任，由各学科的指导员组成[240]。
这种实践有以下两个特征：一是它不是有限的自治，而是彻底贯彻民主主义，它是可以根据罢免制度实现儿童自身管理和运营的集团；二是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规定，使成员觉悟到自己是集团甚至是国家的主人。
陶先生通过集团生活，让儿童获得民主主义的运营管理能力，作为自觉的组织主体而成长，从而成为新的共同体的主人公。
四、社会服务实践——“小先生制”
工学团的儿童社会服务活动总而言之是重视不通过学校教育的儿童和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人民群众的教育普及活动。1934年1月，正式制度“小先生制”就是其体现。
陶先生主张把学校教育作为普及教育的唯一场所[241]是困难[242]和不可能的。 实际上当时学校和老师都很少，学龄期的儿童八成都是没有上学的[243]，他希望加大教育的经费、增加学校和老师。但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天灾，国民党政府的五度“围剿”[244]和内战占用了国家预算的一半左右[245]，陶先生的想法实在是“梦想”[246]。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想出不花钱的普及教育的方法[247]。还有就是以前的士大夫[248]和少数的权力者认为获得的知识就是商品[249]，不愿意教给别人，也就是所说的“守知奴”也是让人无奈的[250]。所以提出了把学会的知识马上教给别人（即学即教人）这个原则[251]。根据这一原则，由儿童来普及教育的手段就是“小先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