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中国最初的一系列演讲（在上海）中，首先谈到了“平民教育”。在《平民主义之教育》演讲（1919年5月）中，他说：“什么叫平民主义的教育呢？就是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个个的分子着想，使得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势力人的教育。”在《平民主义之教育》演讲（1919年5月）中，说：“共和国者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政治：欲实行平民之政治，非有平民主义之教育不可。”所谓的平民教育，就是“公共之教育也，国民人人所应享受者也”。他接着又说：“平民主义教育之目的与贵族教育之目的不同。贵族教育之目的为一定，而平民教育之目的则重应变。其一就是个人天赋之本能而应材教之，其二依时势之要求以谋教育之适合。总之教育是活动而应变，非划一而机械者也。故平民主义教育之目的，在发长社会上个人之才力与精神为最大宗旨，非若贵族社会之限制人民。受良好教育者，盖因贵族社会其目的在保守，而民国社会则在进化。故民国国民必须人人能发长自动、自思、自立之精神。”
由此可以看出，杜威主张平民主义教育是共和国所必需的。所谓的平民主义教育，不同于贵族教育，它使社会中的个人精神得到发展，使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得以发展，以此达到社会之进化。
杜威随后北上，自1919年底至1920年在北京共进行了16次教育哲学的讲义（胡适担任翻译）。稍后在南京也进行了同样以“教育哲学”为题的演讲。这些讲义和演讲皆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基础，讲述其精华部分。
杜威在北京进行的《教育哲学》演讲上，反复谈到了教育的目的。
杜威的演讲大略如下。教育的出发点在于儿童，教育的过渡之桥在于学校，教育的终点在于社会。教育的终点（社会）也是教育的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教育训练和养成人的道德。作为道德要素，有知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感情（对社会的关心和忠诚心）、能力（行动力）。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人关注社会，因而需要通过学科获得知识。为了客观地把握人对社会发挥能动性作用的能力，与人的成长发育相应的教育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化。民主主义社会也有相同的一面，在发展每个人“个性”的同时，每个人必须对“社会”有所认识。民主主义社会由此向“大同社会”发展。同时，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应该善于发挥和利用教育的机能。这可以视为杜威的一贯想法。
中国是如何接受杜威的主张呢？要了解这一点，胡适的概括还是很有用的。那是因为胡适对中国人在理解上具有影响力，中国人通过胡适的“解释”来理解杜威。
胡适在《实验主义》（1919年）的“结论”部分陈述如下。“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中译。“杜威的教育哲学，全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一部书中。看他这部书的名字，便可以知道他的教育学说是平民主义教育。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和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到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神，灵魂和肉体，心与物，经验和理性等的差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的分别。教育学说也受到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都看成两种截然不相连贯的事”。批判了旧的中国教育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