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年生于安徽歙县近郊的小村庄。读完当地的学校之后，于1910年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少年时代倾向于王阳明学说，当初取名知行（后改为行知）亦是缘于此。实际上，陶改名知行、行知，是在后来的1934年，为了避免混乱，本文统一为“陶行知”。关于改名的逸事，详见陶行知的《行知行》（1934年7月16日）。其中说“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表示自己实际上早已不再信奉“知行”，而是信奉“行知”，此际正式宣布“改名”。
此后，陶行知于1914年自费留美，先在伊利诺伊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
1917年，结束了不满三年（没想到这么短）的留美之行，归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东南大学）教授教育学，是中国最早的将教育学教授。1923年辞职，在从事平民教育实践之前，当了短暂的大学教师。他在南京高等师范时期就将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英文原著作为教材使用。
1927年，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开办了实验性质的学校（1930年被国民党关闭）。这个时期恰值新文化运动高涨，先是杜威来访，接着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代表20世纪美国教育学的教育学家保罗·孟禄（PaulMonroe，1869—1947）访华，以留美派为中心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以“新教育”为目标的美国化浪潮。1923年成立平民教育推进社，晏阳初为总干事，陶行知为理事会书记。
陶行知对“新教育”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在《新教育》（1919年7月，《教育潮》第一卷第4期）中，用了很大篇幅谈到了杜威、学校和社会。“‘教育’是什么东西？照杜威先生说，教育是继续经验的改造（continuousreconstructionofexperience）。我们个人受了周围的影响，常常有变化，或是变好，或是变坏。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新教育的目的……再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学校。所以要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从以上所用的这些用语来看，可以看出杜威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朴素地接受了杜威的学说。
在杜威访华之前，陶行知就已经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1919年3月）中，对作为“平民教育”者的杜威做了简洁的概括：“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
杜威对陶行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的，是在杜威访华之后。不过，陶行知没有从正面论述杜威理论的文章，多是停留于片段式的提及。但是，我们从“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陶行知《思想的母亲》，1931年11月，《申报·自由谈》）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杜威的敬慕之情。
陶行知一面陪同杜威在中国演讲旅行，一面全面接受杜威的思想，并加以实践。而杜威对陶行知等中国人究竟谈了些什么？
对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变成汉语活字的讲演录是了解杜威的最有力手段，因而我想就此来探讨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