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两大主题的“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之中，“德谟克拉西”得到提倡，被认为是在1919年杜威即将访华之前。不过，关于这个“德谟克拉西”的真相，有共产主义思想流入的原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议论并不一致，此外，胡适与李大钊也存在对立，没有进行建设性的论争。
DemocracyandEducation虽说是杜威的主要著作，但是非常费解，很难想象社会和历史背景都与美国大不相同的中国人能够充分理解此书。我觉得只是“德谟克拉西”和“教育”等词语在孑然独行而已。（实际上，日本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况。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狂热接受杜威，与“民主主义”一词不无关系。）
在中国提倡“平民教育”的人，是如何认识democracy和“平民主义”的呢？20世纪20年代初，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都市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其中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的活动广为人知。《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征集团员启》（1919年3月）指出“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正式开展实际活动是从1921年、1922年前后开始的，学生志愿者走到北京市内和农村，进行露天演讲。其活动情形可以通过《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来了解。这些都是以识字教育为主，与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无关。
此外，据我所见，在同一时期，平民教育领袖之一、留美派的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相关论说中，并没有提到杜威。它清楚地显示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毫无关系。
当时，北京大学相关人士蔡元培、邓仲夏、罗家伦等人也有关于“平民教育”的宣传，肯定是意在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平民教育运动。但是，他们的议论远远脱离实践，仅仅停留在思想和理论领域。
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以“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教育”论者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尽管也与“实践”相距甚远，但是他们主张“新教育”的必要性。陈独秀在《平民教育》（1922年）中指出“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强调“平民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提到它的具体内容。
此处值得关注的是，把“教育”和“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论述。作为society的译词，“群”因为典出《荀子》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惯用，但是不久之后，“群”被“社会”所取代。关于它的过程，可以通过20世纪20年代初严复对society译词的选择上，窥其一端。例如，在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1906年，原书为EdwardJenks，AHistoryofPolitics，London，1900）中，尚未“群”与“社会”并用，显示了由“群”向“社会”过渡的过渡期。其后，“社会”一词的固定不纯粹是译词上的问题，“社会”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比较早的有朱执信《社会革命》的主张），其后，正如可以在《新青年》集团身上见到的那样，他们将“社会改造”作为自我使命之一进行思考。
蒋梦麟早在1919年的《和平与教育》（1919年1月）中就已经指出：“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义是也（或曰民权主义）。平民主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倡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的所谓“平民主义”指杜威理论。照搬杜威理论，带有很强的所谓“教育救国”论色彩。和陈独秀一样，他相信通过“教育”使“社会”得到“进化”和创造。这也是“新教育”要实现的目标。
第四节 杜威演讲与陶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