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时先在《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列举了“科学教育思想”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五四运动以后的教育思想”。指出后者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盛行的主要原因是五四运动时期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流行。任时先在康有为大同思想中发现了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萌芽，又断言蔡元培于民国元年在参议院进行的政见演说中的“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就是提倡平民教育思想。总之，任时先认为在中华民国建国的同时就有了平民教育志向。在此之前，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9年）中就有题为“民治教育思想”一节。所谓“民治教育”，就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异名，由于担心平民教育有可能被误解为《平民千字课》的平民教育而改用了“民治教育”一词。《平民千字课》（1921年）是晏阳初（1894—1990年）与陶行知（1891—1946年）共同编纂的识字教育课本。也就是说，晏阳初与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不同于舒新城的所谓“民治教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陈青之在《中国教育史》（1936年）中提到了同时期的三大教育运动，即“职业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和“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三种。作为“平民教育”的定义，引用了陶行知所说的“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4期《平民教育概论》），认为他们所谓的平民教育不过是识字运动。
由此可知，舒新城的“民治教育”不包括陈青之所谓识字教育的“平民教育”。舒新城引用了姜琦在《新教育》第一卷第4期上发表的《教育上德谟克拉西之研究》，认为“教育上之‘德谟克拉西’者，无论在文化上或者教育本身上，从个人方面而论，当尊重各个人之权利（right）、平等（equality）、自由（liberty）。详言之：即尊重各个人之人格，与其应享之权利，使之实行其义务也。从社会方面而论，当依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不许有何等之社会的秘密，社会的独占。夫社会需为各个人而开放，推而广之，及于世界，在正义人道的理想之下，组织所谓‘国际的国民同盟’以保持世界之和平，促进文化之进步也。易言之：吾人在公正、平等、自由之下，各自独立，以营个人之生活；而在共同利害之下，互相扶助，以营社会之生活者，即‘德谟克拉西’之真相也。”可以说原样照搬了杜威所谓的“平民主义教育”之一端。
后来的研究者大致皆沿袭上引舒新城、任时先、陈青之等人的研究。“平民教育”一词的推广，受到杜威影响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需要作一些补充。此处所论“平民教育”之中，大众识字教育和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的概念混杂在一起。
其原因之一是杜威带到中国来的“democracy”存在着翻译上的问题。“democracy”的译词，在日本和中国原本就未能确定，因而概念上的混乱是在所难免的。
例如，杜威的DemocracyandEducation：AnIntroductiontoThePhilosophyofEducation，（1916）以《民本主义之教育》（杜威原著，田制佐重解说，隆文馆图书株式会社）为题，于1918年被翻译成日文（节译），并加以解说。又于1919年由帆足理一郎译为《教育哲学概论——民本主义之教育》（洛阳堂）。二者都依仿吉野作造将democracy译为“民本主义”。但是，田制佐重，却在1927年出版了十七章全译本《民主主义之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民本主义”被译成“民主主义”。从这个例子来看，“民主主义”译词在日本的固定，是在192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