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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指出，杜威提倡“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之一。作为汉语音译，当时有“德谟克拉西”，试着检索周愚文等编《教育杂志（1909—1949年）索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6年），发现在杜威来访不久之后的《教育杂志》上散见冠以“德谟克拉西”为题的论文。例如，木心《教育与德谟克拉西》、等观《何谓德谟克拉西》（《教育杂志》第11卷第9期，1919年9—10日，该号是德谟克拉西特集号）等。这些文章介绍了包括杜威在内的美国教育学说。《教育杂志》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可以认为它对杜威的democracy概念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上海发行的《新青年》前身的《青年杂志》。但是，据我所知，“民主”和“科学”并不能说是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贯口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1915年）中，提倡青年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有“科学”一语而无“民主”一词。其后，陈独秀针对袁世凯政权和康有为等孔教会的举动，从恢复“共和”的观点撰写了批判性的政论，其中也没有高举“民主”。实际上，陈独秀迟至1919年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6号，1919年1月15日）才将“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相提并论的。他在文中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说，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种想法，在《〈新青年〉宣言》（1919年12月1日）中开花结果。

总之，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可以说大部分来自杜威。陈独秀对“民主”的理解，受杜威北京五大演讲之一《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919年9—10月）的影响很深。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1919年11月2日）中提及杜威的演讲和作为democracy译词的“民主主义”，列举了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和生计的民治主义四种。其中后二种与“社会生活向上”相关，陈独秀尤为重视。

由此可知，在1919年阶段，有关杜威的介绍就已经充斥于报纸杂志。陶行知《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1919年3月31日）是杜威访华之前的代表性介绍文章。此外，在《新潮》（第3卷第2期，1920年）中，业已发表了杜威《哲学之改造》的节译。傅斯年在《新潮》发表了关于实用主义人生观的文章。罗家伦担任杜威《思想之派别》的演讲记录，并撰写了序文。

当时，作为杜威“democracyeducation”译词的“平民教育”，迄今为止，后世史家是如何认识的呢？这与中国对杜威思想的接受程度密切相关，让我们来看看几本教育史家的著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