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也是常提到“教育”，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之初的第一卷第二号（1915年10月15日）上就刊载了他的《今日之教育方针》的著名论文。文中所示四项“方针”——“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中，“惟民主义”主张利用民主主义教育来取代专制主义教育。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为接受杜威的“Democracy教育”作了准备。关于“新教育”，陈独秀还发表了《新教育是什么》（1921年1月3日）、《教育与社会——在广东省教育会的讲演》（1921年1月21日-24日）等文章。不久之后的同年秋，亦是在广州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次会议上，对学制改革进行了讨论，为导入美国学制指引了方向。
蔡元培在《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1919年10月）中，称赞杜威是“用十九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姆斯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西洋新文明的代表”，直谓杜威可以与孔子相匹敌。指出了相对于孔子说“尊王”，杜威则提倡“平民主义”。
在当时教育界拥有极大影响力，竭力促成杜威访华的关键人物是蒋梦麟（1886—1964年）。蒋梦麟1886年生于浙江余姚，毕业于绍兴中西学堂，1904年考入上海的南洋公学，1908年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学习教育学，1917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归国，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教育会理事，在杜威访华的1919年，统合了当时的几个教育团体组成新教育共进社，创办《新教育》（陶行知相助其事），是20世纪20年代初教育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后历任教育部长和北京大学校长。著有《西潮》（英文版 TidesfromtheWest 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中文版于1967年翻译出版），《新潮》（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至今仍是为读者所熟悉的自传文学。
蒋梦麟除了在他自己担任主编的《新教育》（月刊，上海。先后发表了《杜威的人生哲学》（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和《杜威的道德教育》（第1卷第3期，1919年4月）等介绍杜威学说的先驱性论文之外，还在《为什么教育》（《北京大学月刊》第552号、第556号，1920年3月4日、8日）一文中，提到了杜威的教育理论，将其作为今后中国所谋求的“教育宗旨”。在这个意义上，他作为在中国积极推介杜威思想的介绍者之一而为人所知。
《新教育》的宗旨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蒋梦麟解释说：“《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受到中山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在中国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拥护孟子的行善主张，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
此处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教学法的“自发”和“自动”主张、对杜威《民主与教育》的接受、以孟子行善说为依据，这些都与陶行知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是共通的。
第三节 平民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