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的当时，杜威则受到了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胡适称“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因而杜威的演讲记录之类，当时也有过一些出版。例如，比较早的有《杜威在华演讲集》（上海新学社，1919年），但是影响最大的，是胡适根据杜威在北京的演讲进行编纂的《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当时共印刷了10次，总发行册数达1万册。这五大演讲分别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此外还有汇集了他在来华翌年的1920年在南京的演讲《杜威三大讲演》（泰东图书馆，1920年）。《杜威五大讲演》特别充实地汇集了杜威在多方面的思考，对于我们了解杜威思想的全貌非常有用。此外，《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对中国思想界也产生了极大影响，它对同时代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年）、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年）、伯兰特·罗素（BertrandRussell，1872—1970年）这三个人进行了评论。为我们了解“最新”的西方哲学是如何被介绍到中国的提供了很有意思的资料。这些都是根据英文演讲的口译而整理出来的二次文献，有译语不统一等问题，不太适合作为阐明杜威思想的资本资料。但是，中国人通过这些讲演录来接受杜威却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对这本《杜威五大讲演》进行探讨，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杜威有关教育的主要著作，众所周知，有《学校与社会》（TheSchoolandSociety，1915年）和《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andEducation，1916年）等。我注意到，很奇怪的是这些都是他访华之前的晚年著作。
前者在当时似乎还没有中文的全译本，关于后者，陶行知于1920年应邹韬奋之请，节译了杜威的DemocracyandEducation，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之一进行出版。其后，晓庄学校于1928年出版了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版权页注明原作者J.Dewey，译述者邹恩润，校订者陶行知。邹恩润是邹韬奋的别名）。该译本近年在台湾地区又得到了再版，成为通行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再版）。
后者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可谓是杜威教育思想道德集大成者。可以说，他在中国的诸演讲中加入了这两本书的精华。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内容，出于他的学术关注范围之广，涉及哲学、哲学史、政治、心理、伦理、逻辑等方面。
但是，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与教育有关。这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理由。例如，杜威理论的费解（杜威从康德哲学研究开始他的学者生涯），马克思主义影响逐渐增强的中国言论界的情况，杜威的主要接受者胡适在言论界地位的变化等。以提倡白话文运动而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政治性立场和对言论界的影响力也颇为“微妙”。
此外，杜威哲学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先秦名学史》（1922年）等中国哲学史叙述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些都是将杜威的哲学史叙述照搬适用于“中国哲学史”之中。然而也有人指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实际上并没有支配胡适的哲学态度和思考方式，而是有限的。
同时，中国当时期待“新教育”的情况也使杜威成为教育界的“新星”。胡适于1922年实例模仿美国学制的新学制，据说就是出于杜威的影响。中国的“新教育”向杜威寻求“直达”。“新教育”不仅仅是教育者的关注对象，也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注对象，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对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
第二节 追寻“新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