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之所以决定访问日本，是因为当时正在加州大学讲课的他，想起了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刚好又得到了小野英二郎、涩泽荣、新渡户稻造、姊崎正治、桑木严冀等人的好意斡旋与关照。杜威最初设想在日本访问三四个月之后，在中国进行为期两三周的旅行。中国之行也是几位曾经师事杜威的中国学者热心努力的结果。
在日本，杜威在以德国哲学为主流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等官学派中，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反响。在他访日前后，出了许多他的原著翻译和研究论文。杜威在日本的活动结束之后，恰好于五四运动前四天，于1919年4月30日携夫人由东京（横滨）抵达上海，由留学欧美归国的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等人出来迎接。
5月3日、4日，立即在江苏省教育会（位于上海市西门外林荫路）做了题为“平民主义之教育”的演讲。江苏省教育会，其前身是1905年为统括江苏全省教育事业而成立的江苏学务总会。1906年，清朝发布了教育会章程，各地的学会作为教育会获得公认，于是更名为江苏教育总会（通称江苏省教育会）。以教育研究与教育行政为主要领域，不仅对江苏省，对全国的教育会也有着政治上的影响力。1909年总部会馆建成，拥有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礼堂，可谓声威盛容。杜威在中国最初的演讲也在这里举行，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事杜威的蒋梦麟担任翻译。其后，前往杭州，5月7日在浙江省教育会作了“平民主义之真谛”的演讲。杜威在日本主要讲哲学，而在中国的最初演讲，即在江苏省教育会所做的有关“平民教育”的演讲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中国向杜威求教的首先是关于“教育”的见解。这一点和日本形成了显著的对比。
杜威延长了当初预定的短期旅行计划，结果，他自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7月24日在中国待了两年零两个多月，最后由青岛离开中国。期间，他在中国各地十一省做了不下200回的演讲。他的演讲稿散见于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可以说至今仍然未能窥其全貌。杜威研究以及史料手迹的迟滞，可能缘于20世纪50年代对胡适、杜威和实用主义的猛烈批评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曹孚的《批判实验主义教育学》（《新建设》1955年2月），或者是刊登于《人民日报》的王若水《五四运动中的胡适和杜威》（1954年12月28日）和胡绳《论胡适派腐朽的资产阶级人生观》（1955年1月7日）了解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