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认为“现代的世界是平民政治的世界，阶级制度根本不能成立。平民政治的两大条件是：①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②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由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在这种平民政治世界所追寻的平民主义教育中，要求“①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ntellectualindividuality），②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inactivity）。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此外，平民主义的社会还是一个股份公司，平民主义的教育，要使人人都有一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胡适概括说：“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大贡献，只是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齐改革，要使教育出的人才能适应平民主义的社会之用。……对于实行的教育制度上，杜威的两大主张是：①学校自身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②学校里的学业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
尽管引文很长，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准确的概括，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杜威的理解皆无出其右。这篇文章当初登载于《新青年》第6卷4号（1919年4月15号）上，北京大学学术演讲会在编印学术讲演录《实验主义》时再次收录（可能分发给杜威演讲的听众）。最后收入《胡适文存》（1921年）。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篇当时很多人都读过的文章。
胡适的这篇《实验主义》很容易读懂，可能对陶行知等人也产生过影响，因为陶行知也认为学校在于社会之中，强调个性和社会改造。这与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的主要主张相符合。
正如杜威在《学校与社会》，尤其在第二章“学校与儿童生活”（TheSchoolandtheLifeoftheChild）中所显示的那样，杜威所谓作为小社会的学校，有以下两个基本步骤。
第一，学校不是靠背诵和考试来进行被动式学习的场所，必须成为儿童在其中充满兴趣的积极从事社会生活的小社会。
第二，这个小社会，不单纯是儿童进行自发活动的小社会，必须是代表现代社会生活之历史进步的小社会，因此，学校和社会之间需要活泼的互动。学校在这两个步骤中必须成为被“单纯化、纯粹化、均衡化”了的特别环境。而儿童被编为小社会的成员，使其在发展各自经验的时候，能够获得大社会进步的最确实保障。杜威如是说。
这样的思考，贯穿了杜威在中国的各种演讲。
蒋梦麟在杜威访华之后，立即发表了《教育与社会》（1920年3月）一文，呼吁“平民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教育必须使个人在社会中都能平均发展，若只有一部分的个人发展，社会还不能进化”，从其所用的词汇来看，受杜威的影响是很浓厚的。
关于陶行知和杜威的关系，戴伯韬在《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1949年）第一章“陶行知与杜威”已经论及。戴伯韬曾是晓庄时期陶行知的学生，1930年和陶行知一起逃往上海，出版《儿童半月刊》和《师范》杂志，并参加了1936年以后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活动，可以说是陶行知的亲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