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欲考察五四时期思想界之状况，就不能忽视杜威的来华（1919年）及其影响。他在中国各地进行演讲，其讲演录马上被翻译为汉语，获得了许多新文化知识分子的争先阅读。
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是杜威的学生，他竭力将杜威思想介绍到中国，除了胡适之外，受到杜威思想感化的人还有很多。本文主要针对其中之一的陶行知。在有汗牛充栋之感的陶行知研究中，本文主要通过陶行知来看杜威对中国产生的各种影响以及在中国的反响，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对陶行知的教育实践加以分析。我认为借此可以阐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侧面。
20世纪20年代受到美国教育学的影响，朝野上下各种有关“教育”的“改革”议论纷纭。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常被认为“美国模式”代替了“日本模式”而取得优势。然而，我们除了知道1922年的所谓壬戌学制（学校体制改革方案）是对美国的模仿之外，对其实际状况似乎并没有进行进一步的阐明。虽说要探讨这种“知识氛围”之变化并非易事，但我还是想在陶行知和杜威身上找出一条线索。
杜威不仅仅局限于教育学，他拥有许多张面孔，给中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可以说其中与“教育”有关的是最具影响力的。
日本学者竹内好断言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仅限于教育学说”。我们且不管竹内好的观点正确与否，我们知道陶行知是杜威在中国的介绍者之一，他不仅是杜威的介绍者，而且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与杜威思想进行了最为深刻的斗争。陶行知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作用之大，杜威对中国思想界影响之巨，已是广为人知的了。不过，实际上一旦说到具体情形，恐怕就不是人人皆晓的了。齐名并称的陶行知究竟与杜威有哪些交叉点，又有哪些分歧之处呢？或者说，仅仅用“冲击”“影响”“受容”“分歧”等框架就能获得充分理解吗？我想在下面加以考察。
第一节 杜威来华（1919—1921年）
约翰·杜威（JohnDewey，1859—1952年），1859年生于美利坚合众国佛蒙特州的柏林顿。父亲经营一家杂货店，其后参加了南北战争（1861—1865年）。杜威考上当地的佛蒙特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中学，教拉丁语、数学和自然科学，同时继续关注哲学，1882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院，1884年出任密歇根大学的哲学讲师，其后，又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1894—1905年）和哥伦比亚大学（1905—1930年）。他的前半生被认为学习康德哲学，倾向于黑格尔主义，其后又脱离了它们。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担任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负责人，与教育第一线密切相关。这些作为杜威的教育家一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作为代表美国实用主义的学者，他的活动范围很广，涉及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艺术论、社会思想、文明批评等方面。众所周知，他晚年访问了日本和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掀起了可以称为“杜威热”的热潮。
他于1919年2月第一次访问日本，在东京逗留了很长时间，包括在新渡户稻造家的留宿等，还应邀在京都等日本各地进行了演讲。其中在东京帝国大学进行的8次演讲记录《哲学在现代的位置——哲学改造的诸问题》，翌年出版了ReconstructioninPhilosophy （NewYork，HenryHolt，1920），这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的哲学入门讲义。岩波书店于1921年出版了由中岛慎一翻译的日译本，题为《哲学之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