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 《生活教育》，1934年2月至1936年8月，第一卷、第二卷由儿童书局，第三卷由生活书店发行。
[195] 1935年6月的山东省社会教育考察团，山西省、安徽省等各个地方的团体、个人来访。
[196] 为加强指导力，每年夏天和冬天休息的时候，生活教育社的人们，包括去到其他地方的人们就回到山海工学团鼓励学习。
[197] 沈钧儒，法学者，日本留学之后参加辛亥革命，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李公朴，基督教徒，民众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邹韬奋，记者、出版家，1922年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工作，出版了《职业与生活》和周刊《生活》。田汉，剧作家，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期间参加了文学团体“创造社”，与郭沫若、郁达夫等有交往。
[198] 国际反战大同盟的远东大会于1933年9月在上海举行。
[199] 史沫特莱，出身于美国，1928年末经西欧、苏联来到中国，和共产党人一起生活，将活动报道于海外的女作家。
[200] 陶通过上海中西药局广播局，1935年4月10日通过教育普及促成会、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晨报馆及广播，推进午休30分钟的教育普及运动（别名：空中学校）。
[201] 冯国华在递给县政府的文书上高度地评价了山海工学团的业绩及“工学团”的理念等，而且汇报称陶行知（当时叫知行）的高徒、身为校长（团长）的张世德（又名张劲夫，之后的山海工学团团长）经验丰富、学识渊博。
[202] 陶行知：《宝山县观览义务教育急成方案》，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714-721页。
[203] 1934年夏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制定了《小学生社会服务试行法15条》，并决定了“教育小学生参与教育普及”。［参照陶行知：《上海公共租界之小先生》，载《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681页］
[204] 1934年12月，陶行知受出生地安徽省教育局局长的邀请，给当地小学、中学的教师及各界名人做了题为《打破教育普及难关》的演讲。
[205] 《生活教育》第二卷第14期，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版，第21-25页。1935年7月9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会。
[206] 《上海市党义教育进行经过》，载《国民24年上海市年鉴》（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上海，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版。
[207] 张健：《党内白区教育的一个据点》，载《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208] 受当时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外围团体特别是教育运动中的团体中出现了所谓的“教联”及“中青”。
[209] 例如，根据夏衍的《懒寻旧梦录 夏衍自传》（阿部幸夫译）（东方书店，1989年版，第170页）的记载，当时在上海，《申报》的“自由谈”遭到压力，人权拥护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遭暗杀，进步性电影公司、书店遭到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破坏等事件持续发生着。
[210] 《生活教育》第二卷第1期，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版，第37-39页。
[211] 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上海的教育状况》（兴亚院华中资料第318号 中调联文资料第25号1941年（昭和十六年）7月）。
[212] 孟根根：《上海大场农民怀念陶行知》，载《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80-381页。
[213] 例如，共产党员们撤回共同租界内的余日章第三小学，参与难民工作。［参照张健：《党内白区教育的一个据点》，载《陶行知一生》，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