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陶行知：《教育普及运动小史》，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718页。
[21] 陶（行知），在1938年的《中国的人民教育运动》当中，紧紧抓住1927年晓庄学校开设以后，作为“人民教育运动”的实践，其目的是紧紧把握住“尽力补充正规学校之不足，发展本国的教育”；“发展服务于众多贫苦大众的教育”进而“发展完全的生活教育”（《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209页）。并且，在其晚年的1946年回顾自己的实践当中，阐述这些民主教育和教育普及=识字教育。《生活教育漫忆》《陶行知全集》第三卷，第626页。这一点值得注意。
另外，近年，世良正浩在其研究当中，考虑应该把陶采取的教育改造与教育普及两个课题，作为相互排斥的关系来把握。并且，想把陶的生活教育运动，即在20世纪30年代“工学团”运动这一课题，作为“敢于相互补充，拥有危险构造的运动”来思考。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那种执着于“危险的构造”，陶的教育运动在历史上，可以获得意义深远的、高度的评价。
[22] 开始信奉孙中山的革命学说，主张民主共和，组织爱国演说，进行爱国募捐，积极地活动于爱国、社会福利以及学术研究。
[23] 袁世凯（1859—1916年），北洋军阀首领。河南项城人。他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经李鸿章推荐任荣禄部下的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网罗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为党羽，拼凑起家的政治资本。“百日维新”中，他以曾参加强学会和表示效忠光绪帝，骗取了维新派的信任，被光绪帝破格授予兵部侍郎。戊戌政变前，他满口答应维新派的请求，同意在天津阅兵时诛荣禄，以武力保护光绪帝。但旋即向荣禄告密，出卖维新派，获得慈禧宠信。
[24]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6页。
[25]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8页。
[26]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7页。
[27]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9页。
[28]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8-51页。
[29]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52页。
[30]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52页。
[31]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4-45页、第51页。
[32] 陶行知：《定于一》，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142页，所谓的大同，是最早见于《礼记·礼运篇》的理想社会。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康有为著有《大同书》，孙文等也受其影响，把其作为当时社会改造以及新社会建设的目标。
[33]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5-47页。
[34]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5页。
[35]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7页。
[36]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5页。
[37] 陶行知：《共和精义》，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45页。
[38] 陶行知：《平等与自由》，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