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同意上述方针，于九月设置庚款的管理运筹的两国合作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BoardofTrusteesofChinaFoundationforthePromotionofEducationCulture）。中国方面任命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廉、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及丁文江为理事，美国方面则任命孟禄以及杜威（后换为W.维洛比）、R.哥林、C.贝纳托、J.贝克。顺便提一句，上述的中国方面的理事中有6名系美国留学出身，其中3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的弟子。
翌年（1925）6月，中基会第一次全会在天津召开，顾惠庆任理事长、孟禄和张伯苓任副理事长。该年会提出如下方针以实现庚款的文化事业，获全场一致通过。
①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
②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实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
③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18]
尽管在1928年国民政府全面改组了中基会，但这个活动方针一直贯穿始终。
中基会除成立以来每年一次年会外，还召开例会、执行委员会、座谈会等等，协商、决定推进事业的方略，并付诸实施。孟禄自1924年中基会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为止一直担任副理事长，领导该会的活动。每年召开年会之际，他屡屡不远万里来华出席，这也是作为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的正式活动的一环。[19]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活动
中基会采用①辅助事业、②合办事业、③直营事业，从多方面促进文化事业。该会用于这三方面事业的费用，从1925年中日战争至1936年的12年间有1563万元左右。其中所占费用最多的是辅助事业，占经费总数的41%。其次是合办事业占37%，直营事业占22%。[20]下面，略述几个代表性的案例。
1.辅助事业
中基会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可举对学校和各种团体的辅助事业。以1931年度为例，接受中基会辅助金的各种机关、团体名及其用途，归纳成如表2所示。
表2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辅助金拨款状况（1931年度）
续表
辅助金拨款除考虑地区因素外，还考虑到过去及现在的活动状况、全国性的影响力等，采取集中方式支付。结果，以美国留学归国者为中心从事活动的学校和机关、团体或教会大学处于有利地位，这是确凿无疑的。例如，北京大学的蒋梦麟、胡适，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中国科学社的任鸿隽，地质调查所的丁江文，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陶知行、蒋梦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晏阳初、汤茂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等，均是美国留学归国者，或是早就同孟禄等中基会的美国方面理事有密切关系的教育学术界领袖，他们之中兼任中基会中国方面理事者亦不少。此外，以孟禄为理事长，同施肇基等人合作，以帮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及研究人员，促进两国间文化交流与相互理解为宗旨于1926年在纽约设立的华美协进社（ChinaInstituteinAmerica）也往往是辅助金拨款的对象。
此外，中基会还采用了一系列改进科学教育的方略：向各大、中学校拨出专款，用于充实理科实验设备；召开科学教育会议；设置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等。科学教育会议于1929年夏邀集团内著名科学家在北京召开，探讨了各大学的科学教育的现状、问题及改进方略。科学教育委员会于1927年成立，其宗旨是改进中学的科学教科书。该委员会从编纂初、高中数学、科学的教科书着手，1930年改称为“编译委员会”，扩大了活动范围，乃至主持大学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教科书的编纂、东西方名著的翻译出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