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教育改造社团组织的创设与六·三制改革
与孟禄同行，在讨论会的运筹中也起着核心作用的陶行知与汪懋祖，对此次学校调查与讨论会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
“此次博士之来华，以科学的眼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陶行知）
“近年杜威、罗素来华，给我们学理上的学问，而孟禄博士此次来华，给我们实际上的学问。……杜威、罗素的学说很高深，现在很多一般人误会他们的学说，开口就是杜威闭口就是罗素，如从前迷信孔孟一般，……孟禄博士来华后，劝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去解决一切事件。”（汪懋祖）[4]
诚如他们所指出的，这次孟禄的调查与讨论会，对于以1919—1920年杜威来华为契机，在中国教育界急速引进的美国新教育理论，尤其是实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普及于学校教育的实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讨论会结束后不久的同年12月底，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编辑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三者合并，以“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为口号，创设了新教育研究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改进社推举蔡元培、范源廉、郭秉文等9名学者为理事，孟禄与杜威为名誉理事。成立该项组织的宗旨是，“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5]。成员在成立之初就超过500名，作为当时最大的教育研究团体，有效地推进了新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这些活动的中心人物是前述的郭秉文、蒋梦麟、王文培、凌冰、汪懋祖等，陶行知任该社的总干事。他们都是优秀的归国留美学生，其中有许多还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其后，改进社从美国邀请了孟禄推荐的特威斯（）和麦克考尔（）等专家来华，促进了科学教育与心理测量的研究，扮演了中国教育的美国智囊团的作用。
同时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孟禄的访华对于翌年（1922年）的六·三制学制改革的实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的教育界认为，过去搬用日本模式的学制不适应中国的社会需要，改革舆论甚嚣尘上。全国教育联合会对学制改革问题尤为关注。孟禄赴粤从事学校调查时，正是该地召开全国教育联合会第7届年会之际，孟禄出席了该年会的学制改革讨论。众所周知，翌年北京政府公布的以六·三制为基础的《学校系统改革令》，就是以该年会上的学制改革方案为蓝本的。关于这一点，《教育杂志》这样记载着：
“此外尤可纪念者，此次开会期内，恰逢孟禄博士来粤，对于会议进行，贡献甚多。计开讲演会一次，谈话会三次，所讨论者皆属根本问题。博士本教育行政专家，此次来华，又系为调查学制而来，恰值学制改革案讨论之际，其言论主张直接影响于会议，间接影响于会后全国教育界者，实非浅鲜，此本届会议中最可纪念之一事也。”[6]
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中国留学生
新教育研究的中心——师范学院
必须指出的是，孟禄对于中国的巨大影响在于，他以上述的教育讨论会与改进社等为中介同教育界建立了密切的人际关系。其背景则是孟禄长期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讲授教育史与比较教育学，研究业绩卓著；[7]同时他作为大学院长，也作为该大学的留学生委员会负责人，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中国留学生的热心教育、指导这一业绩。[8]
众所周知，师范学院在20世纪初拥有杜威、孟禄、克伯屈、桑代克等优秀教授的阵容。作为教育学研究的世界中心集中了众多的教育学徒。尤其是进入20世纪10年代后半，外国留学生激增。在这些外国留学生中除加拿大之外，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自1909年培养出第1届毕业生以来直到1930年为止，修毕大学本科或研究生课程的中国留学生达519名，占该学院毕业的外国留学生总数的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