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与“学”、“做”与“教”之中，陶行知认为“做”是中心，“不做无学，不做无教”[14]。那么，究竟什么是陶行知的“做”呢？按照陶行知本人的解释，“做”就是在劳力上劳心，在学理指导下行动。它有以下三个特征：（一）行动。表明“做”不是思想上的静观和臆测，而“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生产、是破坏、是奋斗、是探寻出路”，[15]充满了改造精神和创造精神。（二）受思想的支配。陶行知明确指出：“盲目行动是做吗？不是；胡思乱想是做吗？不是。只有手到心到才是做。”[16]（三）才能产生新价值。“做”的目的就在于为社会为个体创造出新价值来，否则就不是“做”，顶多只能算是假“做”。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包含着广泛的生活实践的意思，克服了杜威“做”的狭隘性，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在内涵上具有同一性。
由于“教”、“学”与“做”，及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分离，构成了旧中国教育的一个总特征，使得整个旧教育同生活脱离、旧学校同社会脱离；才出现了“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的教书匠、“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书呆子和“死做工、做死工、做工死”的工呆子，以至于整个中国都成了一个呆子国。[17]
对于这种情形，几千年来，中国的教育家们熟视无睹，只是到了现代，陶行知才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不能引导人做之教育是假教育；不能引导人做之学校是假学校；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是假书本。在假教育、假学校、假书本里自骗骗人的人是假人——先生是假先生、学生是假学生。假先生和假学生所造成的国是假国，所造成的世界是假世界。”[18]其言辞之深刻、之确切、之犀利、之痛心无与伦比。陶行知在考察了中外教育发展的客观历程以后明确指出：“教学做合一是全人类教育历程之真相。”在他看来，“教”“不单是灌些名词、公式及分类，要应用‘学由于做’的原理，使学生随做随学，而且要与社会发生联系”[19]。缘此，陶行知将教授法一改而为教学法，又将教学法释为“教学生学”，因而释为“教学生学做”，为“做”而教，在“做”上教。“‘学’要和‘做’连起来，要用学理去指导生活，同时再以生活印证学理”[20]，强调“做”是“学”的目的，是检验所学知识真伪的标尺。这样，陶行知就重新确立了“做”对于“教”和“学”的中心地位，从而改变了传统教育中教学观和死记硬背的方法论，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新的教学观和方法论。
陶行知还详细地分析了“教学做合一”这个命题的内涵。他指出：（一）“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情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和学都以做为中心。”[21]从这个角度而言，“教学做合一”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是科学的教育法。（二）“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22]从这个角度而言，“教学做合一”即是生活现象的说明，是一种生活的三个方面，是大众的生活法和教育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普及教育的唯一根本方法。（三）“教学做合一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23]。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提倡的“教学做合一”同原始形态的“教学做合一”在形式上相似，好像是一复旧。但在内容上，有着质的区别，它不是倒退，而是领着人类向健康、民主、科学的现代化生活迈进，对于改革现代教育与教学方法具有指导意义。
四、生活与教育
这对范畴它所要揭示的是生活现象同教育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陶行知对这对范畴的论述就构成了其教育哲学的本体论。
什么是“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而难以回答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理解陶行知“生活”范畴的特性，就不能对其生活教育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与恰当的评价。陶行知的“生活”范畴有以下几个特性。
